江城

1996年8月底一个温热而清朗的夜晚，我从重庆出发，乘慢船，顺江而下来到

作者说明

第一部 

第一章 顺江而下 

城市 

第二章 有中国特色的莎士比亚 

插旗山 

第三章 跑步 

白鹤梁 

第四章 大坝 

乌江 

第五章 鸦片战争 

白山坪 

第六章 暴风雨 

第二部 

第七章 暑假 

神甫 

第八章 中国生活 

老板 

第九章 钱 

老师 

第十章 农历新年 

土地 

第十一章 又一春 

长江 

第十二章 溯江而上 

致谢 

回到涪陵 

译后记 

译文纪实 (共16册)，这套丛书还有 

《江城》中，何伟写到的最后一场冲突发生在他离开涪陵之前。他和同事亚当想拍一些片子，作为他们曾经在这个小城生活过见证。他们想拍下一切关于涪陵的记忆，他们走过的街道，生活过的校园，交往的学生，结交的朋友，还有那些依然生活在这里的普通人。何伟原本以为，普通人很难拍，只是因为他们发现你正在拍摄，就会放下手头的正在做的事情，充满好奇地围观和追问。他没有想到还有另外一种“好奇”，一种政治敏感性的“好奇”。在拍摄的间隙，一个自称“市民”的人很突兀地出现在了他的面前，呵斥他“禁止拍摄”，“这是违法的”。 

这次冲突发生的缘由不是因为这位“市民”的敏感性，把他们误读为记者，而是因为那些不明真相的群众围观。暴民也好，乌合之众也好，一旦成为了某种隐秘权力的诱因，很容易陷入失控的边缘。何伟说到了他匆匆逃离暴民的围观时的一个印象，“我所能见得的只是一群模糊的脸”。还有他从这次拍摄中领悟出的经验：“它所展示的，只是直白的，关于涪陵生活的无用的真相：在两年后，我们依然是外国人，即在我们的行为方式中，也在人们看我们的方式中。”  

最让人感觉到悲哀的莫过于此。他在这个城市生活了两年，极力融入当地的生活语境，把自己当成了一个当地人，说着蹩脚的中文，吃着抄手，呼吸着污浊的空气，奔跑在崎岖湿漉漉的山道上。但最终的真相还是“我们依然是外国人”。 

1996年8月，彼得·海斯勒和他的同事亚当·梅勒以美中友好志愿者的身份来到重庆附近的小城涪陵教书两年。那一年他27岁，牛津大学的毕业生。他之前从未听过涪陵，涪陵在这之前五十多年没有见过外国人，他们互不相闻，却千里相会，他还有了一个中国名字叫何伟。两年之后的1998年的冬天，当他回到美国的家中，花了四个月时间，从远方观望和书写这个城市的时候，一切的记忆都开始变得清晰起来：那长江上的点点星光，小城噪杂的声音，污浊的空气，挑着扁担的棒棒大军，围观他们的群众，都变成了一幅幅画面。 

这个城市最初留给他的印象如此丑陋：高亢，忙碌，拥挤，脏乱；交通是一团糟，行人们互相推撞；商店总是冗员，摆满商品，街上到处挂着宣传标语；没有信号灯；司机们一刻不停揿着喇叭；电视机的屏幕在狂闪，人们讨价还价；沿着主街有一排模样可怕的树，灰色叶子上布满了煤灰，整个城市都覆盖着煤灰。“这城市和它生长的土地截然不同，除了那一小片旧城区外，这里没有一点历史的痕迹。旅行穿越四川的乡村是去感受它的历史，多年来人们的劳作给土地塑了形，那许多世纪以来厚积于其中的人类的重量。但四川的城市们总是没有时间感。它们看上去太脏了，不可能是新的，又太丑，如制服般雷同，是以不可能是旧的。” 

他在涪陵师专教授莎士比亚和文学，不得不与陈旧的观念做迂回的斗争，用文学的诗意调动学生的心灵去感受文学的美好，而不是政治的套路，整齐划一的僵化思维。他开始意识到，伟大文学作品的部分力量，来自于它的世界性，它的普世价值：一个四川农民的女儿能读到贝奥武夫，将之与她自己的生活联系起来，一班的中国学生能够倾听莎士比亚的诗歌，而看到一个无瑕的汉朝美人，“但与这种力量相随的是脆弱，因为总有人想要借伟大作家的力量为自己所利用。”这是隐晦的说教，迂回的批评，善意的提醒。 

一个外国人，不远万里来到中国，在这里生活了十年，写了三部关于中国的著作，颇受中国读者的追捧。我们的好奇不免集中在：他笔下的中国是什么样的?我们又为何对他笔下的中国产生兴趣？《江城》里的涪陵是中国城镇生活的一个真实缩影。何伟在刚到涪陵时，说到了一个强烈的、无时无刻不处在被围观状态的印象，“我所见的第一样物事，乃是我自己和亚当。这有点吓人，因为在我人生中从未被人如此密切观察过，一举一动都被复述，被评估。我们所做的一切都被谈论，被记录。”这种怪异的经验，也是我们阅读《江城》的经验。我们从一个外国人眼中看到了自己的一切都被描慕出来。这种吊诡之处在于，我们从别人的眼中看到的那一幕幕再熟悉不过的场景，其实是被陌生化的。何伟写出了他的异质经验，我们阅读的时候产生了陌生感。这种陌生不是因为真的不熟悉，而是因为距离——距离不仅仅能产生美，还能引发我们对这种熟悉事物陌生的沉思。 

以何伟在涪陵时对“个人”这种观念的观察为例。他说在涪陵住的时间越长，就越是对“个人”这一概念的看法所惊讶。在涪陵的人们，他们自我的意识都是格局别人对你的看法所定义的，“那总是儒教的目标，定义个人的位置，乃是严格按照她与别人的关系来进行：她是某人的女儿，另一个人的妻子，又另一个人的母亲；而每一个角色都有其特定的责任。这是一个很好的保持社会和谐的方式，然而，一旦和谐与打破了，缺乏自我定义这一点，会使得重建变得困难。” 

也正是这种对外在价值的投射定位，使我们很少能做到独立思考。出现问题时，我们的第一反应不是积极应对，考虑方方面面的因素，权衡利弊，反而丧失了最佳解决问题的时机。我们习惯于集体和社会这样的宏大概念，反而忽略自我价值的清晰定位。这个国家对牺牲精神的过度阐释和宣传，对志愿者精神的误读背后，都是这种“个人”概念的歪曲所致。 

何伟在《江城》中还提到了这种异质经验的例证，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他的中文随着教学的深入，已经能与学生们正常交流的。随着他在课堂外与学生的交流更频繁，他发现每当有敏感话题时，他们就习惯用中文。这让他十分惊讶，因为英语本可作为他们的秘密工具——在校园外，几乎没人听得懂我们在说什么，用它来讨论上述话题是最安全的，不怕有人听到。但终于，他意识到，他们在敏感话题上说中文其实源于一种恐惧，这种惧意来自长期压抑的生活语境，政治审查，思想洗脑：“但我也察觉到，真正的惧意，他们真正怕的，是他们自己：几乎所有的限制，都建立在他们自己的头脑意识中（自我审查）。” 

何伟通过《江城》提供给了我们一种观察自我的方式，即通过一种异质经验的阅读完成自我的审视和反省；通过一种对熟悉生活的重新叙述察觉出其中的文化冲突——不是缘于中西方文明的差异，而是觉醒的个体与模糊的群体像之间日益分明的冲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