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躬

执法明依律救良将

东汉明帝年间，奉车都尉窦固率领四路大军征战匈奴，骑都尉秦彭为副将。因作战需要，窦固和秦彭分别带兵驻扎两地。在秦彭的营地，有一批士兵觉得秦彭官职低微，因而拒不服从他的命令，甚至公开和秦彭叫板。秦彭认为军队就得纪律严明，这批不听命令的士兵会成为整个营地的害群之马，必须清除。为了尽快稳定局面，秦彭没有向窦固请示就下令处决了这批士兵，这个杀一儆百的办法十分有效。随后，秦彭整肃军纪，军令畅通令行。窦固得知秦彭擅杀士兵，大为恼火，心想：他眼里还有我这主帅吗？主帅的威严何在？于是，窦固当即上书给朝廷，告了秦彭一状，说他专权，妄自诛杀兵士，要求汉明帝颁诏杀了秦彭，以正军纪。

当时正是抗击匈奴的关键时刻，这是关系到国家命运的大计，如果解决不好，会给前方的战事带来很坏的影响，甚至有可能出现逼反将士的情况，处理不好后果不堪设想。汉明帝召集朝臣共同商议，当时朝中大臣慑于窦固是皇亲国戚，又执掌兵权，纷纷支持窦固，认为秦彭越权擅杀，应治罪处死。郭躬当时以“明法律”著称，也在被召集大臣之列。对于当时朝臣公议一边倒的情况，郭躬没有趋附，而是提出了自己的意见。他认为，依照汉朝律例，秦彭有权处斩违令将士。秦彭执行军纪属职权范围以内之事，妄加治罪，于法相悖，于理不合。汉明帝问：“大军远征在外，随营将校必须听命于督军大将，秦彭身为副将，朝廷并没有赋予他生杀大权。他不经主将窦固同意就擅杀士兵，怎么可以说是无罪呢？”郭躬据理力争，对当时的情况进行了明确的分析，他说：“听命于大军主帅是指同在一个营寨而言。秦彭既然是独自带领一队人马与窦固分营驻扎，自然不同于共驻一营，作为独立的领军将领，他应当有根据情况便宜行事的权力。军情瞬息万变，临事必须果决，因此不可能事事都向窦固请命。再说，依照朝廷定制，授兵于将就等于赐给符节，有生杀大权。所以，无论于法于情，秦彭都无罪过。”汉明帝觉得郭躬说得有理有据，就驳回了窦固的奏议，宣布秦彭无罪。郭躬依法公正评判，既救了秦彭一命，又赢得了皇帝的赞誉。

这件事充分说明了郭躬依法断案，不畏强权，维护了法律的公正和公平。如果说这件事体现了郭躬执法的严明，那么他巧断孙章案则进一步体现了他对法律的深刻认知。

执法严巧断孙章案

汉明帝时，有兄弟二人合伙杀了人，对这样的案子如何量刑，地方官甚感棘手，不知如何判决，于是上奏朝廷请示裁决。汉明帝认为兄弟两人共同杀人，做兄长的没能够教育好弟弟，应当承担较重的责任，因而判处哥哥死刑，而弟弟的罪责则应减轻，使其免予处死。中常侍孙章负责宣读皇帝的命令，在宣读时错误地把兄弟两人都判了死刑。这不仅仅造成多判决一个人死刑的问题，也造成孙章违背了皇帝的命令，使得皇帝的决断在案件中没有得到落实。于是，尚书台官员向皇帝报告说：“孙章假借皇帝的命令把两个人都杀了，这就构成了‘矫制’罪，应当判孙章腰斩。”

按照法律规定，诈称、伪造、篡改皇帝诏令，构成“矫诏”、“矫制”，这样的罪名属于大逆不道，是很严重的。按照其后果轻重，分为“大害”、“害”与“不害”三种，“矫制”大害罪行最重，通常处以腰斩；“矫制”害次之，一般定为死罪，不过有赎免的机会；“矫制”不害最轻，通常以免官来处罚。

法律规定很明确，这件事又有损汉明帝的威信。那么，该如何处置孙章呢？汉明帝当即召见郭躬，向他咨询处理意见。郭躬说孙章罪不至死，应当被判处罚金。皇帝对他的回答不能理解，孙章明明假传圣旨，多杀了一个人，怎么才判他罚金呢？郭躬解释说：“法律上规定的犯罪有故意和过失的区别，孙章把命令传达错了，根据这个案件的情况来分析，他并不是故意假传圣旨，而是过失造成的。对于过失犯罪，法律规定要比故意犯罪判刑轻。”汉明帝觉得他说的也有道理，但心里对孙章是否属于过失传错圣旨依然有怀疑，就又提出了自己的想法：“孙章和那两兄弟是一个县的人，早就有仇，我怀疑他是故意错误宣读圣旨来杀掉两个人。”郭躬说：“虽然会有这种可能，但没有确切的证据证明孙章和他们有仇。王法大如天，执法量刑的事决不能凭想象和推测来给人定罪。”

汉明帝仍然有疑虑，怀疑孙章是故意传错圣旨而报复犯人，郭躬搬出“《春秋》决狱”，引经入律，礼法结合，说了一番大道理：先用《诗经·小雅·大东》中的话“周道如砥，其直如矢”，意思是说，周王朝在国都镐京和东都洛邑之间，修建了一条特别宽广平坦的大道，号称“周道”，又称为“王道”。以此比喻实施刑罚应当如周道既宽平又正直，不得峻刻苛严。他又引用了《论语·宪问》“君子不逆诈”的话，说明对别人要首先抱信任态度，不得无端怀疑其诈伪。汉代帝王都很重视儒家经典，郭躬巧妙地劝解，彻底打消了汉明帝的疑虑，孙章得到从轻处罚。

在孙章误传圣旨的这个案子中，郭躬分析法律当中有故意、过失的区别，对于故意和过失应该区别对待，不能因一己之私而使两者相混。对故意和过失的量刑也应有别，以体现出法律的公正性和严明性。这样的认识在今天的法治建设中也是值得注意的，因为对法律的重视其实也是对人的尊重。法律是无情的，但人却是有情的。以无情之法维护有情社会，是郭躬执法严明的价值体现，同时也是他一贯的执法原则。

执法宽大赦同恩惠

郭躬上书大赦逃亡死囚

汉章帝元和三年（公元86年），郭躬升为廷尉。廷尉的职责是管理天下刑狱，是汉代主管司法的最高官员，全国断狱总数最后要汇总到廷尉，郡国疑难案件要报请廷尉判处，廷尉也常派人员为地方处理某些重要案件。有时廷尉还可驳正皇帝、三公所提出的判决意见。廷尉根据诏令，可以逮捕、囚禁和审判有罪的王或大臣。当时郭躬已经80多岁了，皇帝让他执掌全国的司法大权，他认真行使职责，兢兢业业。他感到当时的律例过于繁密，并且以苛刻严酷为宗旨，动辄判犯人死罪，以至于诛灭亲族。于是产生一个大胆的想法，郭躬将自己对法律的研究心得写成文章，把自己认为现行法律刑罚条文可以删改更动、以重变轻的四十一条，一一奏明汉章帝，汉章帝看了认为很有道理，准奏后颁布实施。

汉章帝章和二年（公元88年），年仅30岁的汉章帝去世，汉和帝即位。新皇帝上台，照例要大赦天下。赦免制度是帝王决定放免罪犯，不再追究和执行其刑罚的制度。按照《周礼》的说法，赦免的对象规定为老幼、过失及精神不健全者。除政治原因，如郊祭、登基、封禅等赦免外，在自然灾害时，帝王往往也施行赦免，以息天怒，这时候赦免就成了施行仁政的最主要形式。汉和帝向全国发布诏令，凡是在当年四月丙子以前入狱的死囚犯都减死罪一等，不再施以笞刑，发往金城戍边。但是大赦令并没有涉及犯死罪后逃亡但还未被发觉的人。

此时，郭躬年近90岁，依然任廷尉一职，执掌全国司法大权，他看了皇帝的诏令，认为还有可以商量的余地，就给朝廷写了一封信：“圣上之所以减免囚犯的死罪让他们去戍边，是尊重生命。现在全国有上万犯死罪而负案在逃的人，自从大赦令颁布以来又陆续抓到了不少，由于大赦令没有涉及这些逃犯，所以都得从重判决。天恩浩荡，死罪都得到了宽恕，获得生路，那么抓回来的逃犯为什么就偏偏不能获得这种恩泽呢？我建议大赦之前犯死罪而在赦后被抓到的人，也可以不再适用笞刑，而是发往金城戍边，以保全性命，也有益于边防安全。”这封信引起朝廷重视，皇帝根据郭躬的合理化建议，再次下诏，大赦了这些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