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子冈

彭子冈，原名彭雪珍，1914年2月7日生于江苏苏州。1936年毕业于北平中国大学，193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大学毕业后，先任上海《妇女生活》记者，多有建树。不久转入《大公报》，遂为《大公报》的著名 女记者。在抗日战争时期，彭子冈女士与浦熙修、杨刚、戈扬被誉为后方新闻界的“四大名旦”（她与前二人还被人称做“三剑客”）。解放后，彭子冈女士与浦熙修、韦君宜、戈扬被誉为新闻界“四大才女”。1957年被打成“右派”。1988年1月9日辞世于北京。

彭子冈，原名彭雪珍，江苏苏州人。生在一个书香门第之家，在幼年就得到了很好的教育。其父曾留学日本，回国后在北京的一些大学任教，对彭子冈的幼年教育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自读书起，彭子冈就对文学情有独钟。在小学的时候，作文在全县的作文比赛中往往名列前茅。上初中后的他开始向叶圣陶主持的杂志《中学生》投稿，很为叶圣陶赏识。在杂志《中学生》举办的好几次比赛中，彭子冈都获得了很好的成绩。当时她就读的女中校长，因为此事还特意送了她一把团扇，上面写着“为校争光”。

1932年，她将她认为过于女性，俗气的名字舍掉，换了一个男性化的名字“彭子冈”来做笔名。也是在《中学生》上，她用这个笔名第一次发表了一篇思索和探讨的短片小说《狱囚》。1934年，只身北上，考取中国大学英语系，在业余时间常为《大公报》副刊撰稿。

彭子冈真正走向新闻界是在1935年。这年，《妇女生活》杂志的主编沈兹九想彭子冈抛出了橄榄枝。彭子冈在《妇女生活》落了根，担任助理编辑同时还才写专稿。就在这段时间里，以《妇女生活》记者的身份，彭子冈进入江西红军革命根据地进行采访，对其思想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也曾探访过正在狱中的“七君子”，即邹韬奋、沈钧儒、李公朴、章乃器等救国会的领导，一个初出茅庐的年轻记者有次机遇，能与这些大家有所交流实在大幸。而彭子冈的幸事，怎会之词一件。之后，又在北京采访了五四中成长起来的著名文学家冰心。之后的彭子冈有幸参加了著名左翼作家，人称“民族魂”的鲁迅先生的葬礼，并写出了一篇著名的报道《伟大的伴送》。这段时间的彭子冈在短短的记者身涯中，就前后经历了不少。但是究其一生，这段时间的经历只能是小试牛刀。

彭子冈真正走在事业的辉煌时期，实在抗日战争爆发之后。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彭子冈恶因此撤退到了武汉。因为在大学就读期间，彭子冈就曾向《大公报》投过稿，腿至武汉的彭子冈很快就在《大公报》就职，继续他的记者生涯，创作属于她的辉煌。

作为《大公报》的外勤记者，彭子冈同其丈夫徐盈一起推着自行车，在赣州、瑞金、宁都等地不断的奔波。实实在在的走入真真的平常百姓之中，了解最真实的中国乡村，为人们介绍一个个寰宇的事实。这之后，他们关于中国江西农村妇女真实生活的写实报道系列相机推出。《巨变中的江西农村妇女》、《赣南的凄怨》、《一个女人的忧怨》等相继面世，引起了极大的反响。

彭子冈与丈夫徐盈

完成了此段采访，彭子冈随着中国首都的搬迁也迁到了重庆。在整个抗日的几年中，彭子冈就一直坚守在重庆。1938年入党的彭子冈，多次向周恩来提吃自己想去延安的心思，但是受周恩来的指示，她一直都没有离开重庆。与周恩来、董必武、邓颖超单线联系。

在重庆的彭子冈一直都在《大公报》任职。抗战的八年来，她一直笔耕不辍。在他的笔下有深藏敌后游击司令；有东北退出坚持抗战的英雄；有积极报名要上前线的新兵；也有在敌后救护、宣传、动员、组织等有为与抗战的人士。在她的笔下，无伦长少，无论行业只要为抗战出力，就是民族的功臣。细数彭子冈这段时间中撰写的那些新闻稿，合集起来，无疑就是一本抗日的英雄谱。

在初到重庆时，《大公报》就给彭子冈派了一个相当重要的任务。这个任务就是让他去采访民国第一夫人——宋美龄。因当是《大公报》的主编张季鸾同蒋介石私交甚好的缘故，才使得这样的年轻的记者有此难得的机会。这次的采访很顺利，也很愉快，之后的采访稿写的更是出彩。“颂而不谀，恰到好处”地成功勾勒出抗战以来宋美龄一直扮演的形象。因为此次采访的成功，《大公报》特地为她加薪。

1940年，宋氏三姐妹首次同至重庆，这无疑是一个大新闻。奔波了两天的彭子冈终于在孔公馆客厅门口等到了宋庆龄，随即进行了采访。在写稿时，彭子冈将自己对宋庆龄的仰慕，以及耳闻目睹的一些宋庆龄的英勇事迹，凛然正气，以及当时采访的内容想互柔和在一起，写出了一篇集新闻报道、文学欣赏与一体的《孙夫人映象记》。鲜活的、高质量的完成了这件宋氏姐妹和好的重大新闻。

1945年，抗战胜利之后，摆在中国面前的一大摊子事该怎么办很快就被提上了议程。毛泽东出乎全国所有人意料的应蒋介石之邀前往重庆，进行谈判。苦经战火的中国人，都对这次谈判寄予了很大的期望，无疑这定是一个大新闻。当然，所有人都知道这是个大新闻，但是真正把它报道成大新闻，才能使它真正的成为大新闻。就此事，彭子冈发表了一篇题为《毛泽东先生到重庆》的新闻特写。在文中这样写道：“没有口号、没有鲜花、没有仪仗队，只有几百个爱好和平的民主自由认识在九龙机场迎候。”寥寥数语就将雾都的政治氛围鲜活的展现出来。又用“‘很感谢’，他几乎是用陕北口音说这三个字，当记者与他握手时，他仍在重复这三个字，他的手指被香烟烧得焦黄。当他大踏步走下扶梯的时候，我看到他的鞋底还是新的。无疑这是他的新装。”这样细腻的语言来写毛泽东，一下子把国民党常常宣传的那些关于共产党蛮横粗野的形象来了个极大的颠覆。将毛泽东如实的描写成一位来自乡野的穷书生，使得人们的亲近感增强了不

彭子冈不仅写正面新闻厉害，揭露污点的功力功力也同样高深。有一次，宋美龄访美后经印度飞往重庆。专程前往印度迎接孔二小姐同机到达。彭子冈用一篇名为《“七七”六年及其他》对此事进行了报道。她写到：“她们的行李极多，此行自然有许多重要文件及礼品，二卡车装的满满的。有人走进一大而四方方的盒子，受到了叮嘱：‘小心点，别走进来，这里是手表’。”还是她细节描写的风格，将“第一夫人”及其外甥女用专机走私洋货的行径悄无声息的进行了揭露。除此外，他对美国大兵强奸北大女学生的“沈崇事件”和国际间谍川岛芳子案的报道，都直击美、日帝国主义，同时也刺中了国民党的痛处。因为此，在一次公开场合一国民党官员语带威胁的向彭子冈责问：“彭子冈，你的文章真有煽动力，你是不是共产党啊？”彭子冈冷笑了一声回答道：“承蒙高抬，您过奖了！”

解放战争及解放后，彭子冈先后在《进步日本》、《人民日报》、《旅行家》等杂志工作，写出了《官厅少年》、《雪亮的眼睛》的佳作。而且还随代表团出访欧亚七八个国家，出版了《苏匈短简》。1957年，她与他的丈夫和很多的文字工作者一样都被打成了右派，1979年才得到改正。改正之后，彭子冈继续出任《旅行家》的主编，继续着她的事业。

相继出版了《人之初》、《汽笛》、《塑象》和《姐弟情上的疤痕》等散文。在1984年，躺在病榻上的她口述写就近10万字的著作。在《记者六题》中她写道：“今天刮北风，大家都是北风派；明天刮南风，大家齐刷刷调转头，都变成南风派……难道不感到羞愧。”，仍然坚持着记者就该有“棱角”。1988年，73岁彭子冈在北京病逝，直到生命终结，她才停下他的笔，她的创作。

陪都在抗战八年中，出现了不少跑新闻的女记者，如彭子冈、张志渊、黄薇、浦熙修、梁柯平等十多人，活跃于社会各阶层，这是陪都新闻界一大特点。其中，坚持在新闻战线上终身不懈，自始至终的，唯有彭子冈一人。

1988年1月，彭子冈因病逝世，农业经济学家、翻译家叶笃庄借用子冈提出的“慧眼”与“神笔”的自我要求，撰写挽联：“有两只慧眼，于重重黑暗中，明察秋毫，鼎鼎大名垂青史；握一管神笔，从处处间隙里，写出雄文，闪闪烈焰照人间”。该联被认为既表达了人们对子冈的敬佩与怀念，也生动地总结了这位杰出女记者的过人品质。

人们有不少接飞机的经验，然而谁也不能不说出昨天九龙坡飞机场迎毛泽东先生是一种新的体验。没有口号，没有鲜花，没有仪仗队，几百个爱好民主自由的人士却都知道这是维系中国目前及未来历史和人民幸福的一个喜讯。

这也许可以作为祥和之气的开始吧。

机场上飞机起落无止尽，到3点37分，赫尔利大使的专机才盘旋到人们的视线以内，草绿的三引擎巨型机。警卫一面维持秩序，一面也没有忘了对准了他的快镜镜头。美国记者们像打仗似的，拼着全力来捕捉这一镜头，中国摄影记者不多，因此倒强调了国际间关心中国团结的比重。塔斯社社长普金科去年曾参加记者团赴延安，他也在为“老朋友”毛泽东先生留像。昨日下午6时有重庆对莫斯科广播的节目。普金科看看表，欣慰地笑了。

第一个出现在飞机门口的是周恩来，他的在渝朋友们鼓起掌来，他还是穿那一套浅蓝的布制服。到毛泽东、赫尔利、张治中一齐出现的时候，掌声与欢笑声齐作，延安来了9个人。

毛泽东先生，52岁了，灰色通草帽，灰蓝色的中山装，蓄发，似乎与惯常见过的肖像相似，身材中上，衣服宽大得很，这个在9年前经过四川境的人，今天踏到了抗战首都的土地了。

这里有邵力子、雷震两先生，这里有周至柔将军，这里有张澜先生，这里有沈钧儒先生，这里有郭沫若先生……多少新交故旧，他都以极大的安定来迎接这个非凡的情景。

 “很感谢”，他几乎是用陕北口音说这三个字，当记者与他握手时，他仍在重复这三个字，他的手指被香烟烧得焦黄。当他大踏步走下扶梯的时候，我看到他的鞋底还是新的。无疑这是他的新装。

频繁的开麦拉镜头阻拦了他们的去路，张治中部长说：“好了罢”。赫尔利却与毛泽东、周恩来并肩相立，抚着八字银须说：“这是好莱坞!”

于是他们作尽姿态被摄入镜头，这个全世界喜欢看的镜头。

张部长在汽车旁边劝：“蒋主席已经预备好黄山及山洞两处住所招待毛先生，很凉快的。”结果决定毛先生还是暂住化龙桥十八集团军办事处，改日去黄山与山洞歇凉。

毛、张、赫、周四人坐了美大使馆二八一九号汽车去张公馆小憩，蒋主席特别拨出一辆二八二三号的篷车给毛先生使用，也随着开回曾家岩五十号了。侍从室组长陈希曾忙得满头大汗。

记者像追着看新嫁娘似的追进了张公馆，郭沫若夫妇也到了。毛先生敞了外衣，又露出里面的簇新白绸衬衫。他打碎了一只盖碗茶杯，广漆地板的客厅里的一切，显然对他很生疏。他完全像一位来自乡野的书生。

他和郭先生仔细谈着苏联之行，记者问他对于中苏盟约的感想时，他说：

“昨天还只看到要点，全文来不及看呢，”我以为他下飞机发的中英文书面谈话甚为原则，因此问他：

“你这谈话里没有提到党派会议与联合政府，这次洽谈是否仍打算在这两件事上谈起呢?”

他拍着中文书面谈话说：“这一切包括在民主政治里了。还要看蒋先生的意思怎么样。”

对于留渝日期，他说不能预料。他翻看重庆报纸时说：“我们在延安也能读到一些。”他盼望有更多的记者可以到延安等地去。

张部长报告蒋主席电话里说：八点半在山洞官邸邀宴毛周诸先生，因此张公馆赶快备办过迟的午宴，想让毛先生等稍事休息后再赴晚宴，作世界所关心的一次胜利与和平的握手。（刊于《大公报》1945年8月2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