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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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的银票发行和中国的

银票

银票由商人自由发行。北宋初年，四川成都出现了专为携带巨款的商人经营现钱保管业务的“银票铺户”。存款人把现金交付给铺户，铺户把存款人存放现金的数额临时填写在用楮纸制作的卷面上，再交还存款人，当存款人提取现金时，每贯付给铺户30文钱的利息，即付3%的保管费。这种临时填写存款金额的楮纸券便谓之“银票”。这时的“银票”，只是一种存款和取款凭据，而非货币。

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银票”的使用也越来越广泛，许多商人联合成立专营发行和兑换“交子”的银票铺，并在各地设银票分铺。由于银票铺户恪守信用，随到随取，所印“银票”图案讲究，隐作记号，黑红间错，亲笔押字，他人难以伪造，所以“银票”赢得了很高的信誉。商人之间的大额交易，为了避免铸币搬运的麻烦，直接用随时可变成现钱的“银票”来支付货款的事例也日渐增多。正是在反复进行的流通过程中，“银票”逐渐具备了信用货币的品格。后来银票铺户在经营中发现，只动用部分存款，并不会危及“银票”信誉。于是他们便开始印刷有统一面额和格式的“银票”，作为一种新的流通手段向市场发行。这种“银票”已经是铸币的符号，真正成了银票。

但并非所有的银票铺户都是守法经营，恪守信用的。有一些惟利是图、贪得无厌的铺户，恶意欺诈，在滥发银票之后闭门不出，停止营业；或者挪用存款，经营他项买卖失败而破产，使所发“银票”无法兑现。这样，当存款者取钱而不能时，便往往激起事端，引发诉讼。于是，景德年间（1004-1007年），益州知州张泳对银票铺户进行整顿，剔除不法之徒，专由十六户富商经营。至此“银票”的发行始取得政府认可。

银票的出现是货币史上的一大进步。钱币界有人认为中国银票的起源要追溯到汉武帝时的“白鹿皮币”和唐代宪宗时的“飞钱”。汉武帝时期因长年与匈奴作战，国库空虚，为解决财政困难，在铸行“三铢钱”和“白金币”（用银和锡铸成的合金币）的同时，又发行了“白鹿皮币”。所谓“白鹿皮币”，是用宫苑的白鹿皮作为币材，每张一方尺，周边彩绘，每张皮币定值40万钱。由于其价值远远脱离皮币的自身价值，因此“白鹿皮币”只是作为王侯之间贡赠之用，并没有用于流通领域，因此还不是真正意义上的银票，只能说是银票的先驱。“飞钱”出现于唐代中期，当时商人外出经商带上大量铜钱有诸多不便，便先到官方开具一张凭证，上面记载着地方和钱币的数目，之后持凭证去异地提款购货。此凭证即“飞钱”。“飞钱”实质上只是一种汇兑业务，它本身不介入流通，不行使货币的职能，因此也不是真正意义上的银票。北宋时期四川成都的“银票”则是真正银票的开始。

银票出现在北宋并不是偶然的，它是社会政治经济发展的必然产物。宋代商品经济发展较快，商品流通中需要更多的货币，而当时铜钱短缺，满足不了流通中的需要量。当时的四川地区通行铁钱，铁钱值低量重，使用极为不便。当时一铜钱抵铁钱十，每千铁钱的重量，大钱25斤，中钱13斤。买一匹布需铁钱两万，重约500斤，要用车载。因此客观上需要轻便的货币，这也是银票最早出现于四川的主要原因。再者，北宋虽然是一个高度集权的封建专制国家，但全国货币并不统一，存在着几个货币区，各自为政，互不通用。当时有13路（宋代的行政单位）专用铜钱，4路专用铁钱，陕西、河东则铜铁钱兼用。各个货币区又严禁货币外流，使用银票正可防止铜铁钱外流。此外，宋朝政府经常受辽、夏、金的攻打，军费和赔款开支很大，也需要发行银票来弥补财政赤字。种种原因促成了“银票”的产生。

“银票”的出现，便利了商业往来，弥补了现钱的不足，是中国货币史上的一大业绩。此外，“银票”作为中国乃至世界上发行最早的银票，在印刷史、版画史上也占有重要的地位，对研究中国古代银票印刷技术有着重要意义。

过去的研究者曾认为，成都东门的“椒子街”应该是当时官方印制“银票”的地方。因为《成都城坊古迹考》对成都东门“椒子街”有这样的解释，“一说街名曰‘银票’，以宋代尝设银票务于此。”但是当地的货币收藏家对此说法提出了质疑，因为根据《成都金融志》中的文字解释：“北宋益州的‘银票铺’实为四川历史上最早的货币金融机构，而益州的银票务则是最早由国家批准设立的银票发行机构。”显然，说银票发行机构就是印制地，是没有依据的。也就是说，没有直接证据表明，“椒子街”就是“银票”的诞生地。由于“银票”诞生已900多年，又无具体的实物考证，只有从文献资料中查找。货币博物馆的詹星就开始从历史典籍入手，查找“银票”的诞生地。他从图书馆找来《全蜀艺文志》，查到了元代费著的《楮币谱》中有一段文字：“元丰元年(公元1078年)增1员；掌典10人，贴书69人，印匠81人，雕匠6人，铸匠2人，杂役12人，廪给各有差。所用之纸，初自置场，以银票务官兼领，后虑其有弊，以他官董其事。隆兴元年(公元1163年)，使特置官一员莅之，移寓城西净众寺。”

这说明官方发行的“银票”印制地就在城西的净众寺，不过经过了900余年，成都早已没有什么净众寺了，怎么找呢？后来，经过四川南充市的学者丁祖春的帮忙，詹星的查证又深入了一步，原来，净众寺最早建于东汉桓帝延熙年间，六朝时名为安浦寺，唐时名为净众寺，宋代换名净因寺，元末明初更名为万佛寺，明末张献忠进川后毁于战火，清代康熙初年重建，仍名为万佛寺，地址就在成都西门金花桥侧。

史学界一直认为，产生于北宋的“银票”是世界上最早的银票。南宋钱币博物馆馆长屠燕治解释，四川的地理闭塞，促使北宋时期出现“银票”，但“银票”不直接参与流通，商人从四川携带“银票”外出，仍然需要将“银票”再兑换成金银铜钱等货币进行交易。“银票”是有价证券，相当于支票。到了南宋时期，由于经济的快速发展，铜币的制造已经不能满足流通的需要，再加上南宋经济主要靠海外贸易，导致钱币大量流失海外，民间由此出现可以用于交易的“会子”，公元1160年临安府知府钱端礼率先统一由政府出面发行“会子”，随着他升任为户部官员，“会子”也在全国范围内发行。直到元朝，马可波罗才将银票传播到伊朗，而后传到日本、高丽。直到500年后，即1690年，欧洲瑞典才出现银票。

银票的产生某种程度上讲也是经济发达的象征。在南宋152年的历史中，使用银票的时间长达100多年，共发行“会子”近14亿贯，如果按照南宋当时1两黄金兑换35贯铜钱的换算方法，相当于发行了1600多吨黄金。银票的重要用途由此可见。在具体证据方面，宋代吴自牧的《梦梁录》记载：“造会纸局，在赤山湖滨。”赤山，在苏堤第一桥西南，与玉岑山对峙，北连大麦岭，东接太子湾。而且800多年前的另一部古书《咸淳临安志》有一张现存最早的南宋《西湖图》，图中赤山教场与南山第一桥之间，清楚地标有“会子纸局”四个字，从中可以看出会子纸局的大致位置。它应是靠近杭州南山路、西山路和虎跑路三路交叉口的南山路以北一侧。

自明清以来，晋商、徽商逐渐兴起，民间的贸易十分频繁。山西的“日升昌”私营票号，经营的起因充分显示了老一辈实业家们独特的眼光。当时人们做买卖奔波于平遥与外地之间，由于随身携带银两既不安全又不方便。于是，日升昌的创业者们便做起了汇兑的买卖。商人拿着银票就可以到日升昌的各个票号换取银两，方便、安全。而两地银价的差异和银两成色的不同，则成为日升昌赚取的利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