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多

多多1989年出国，旅居荷兰15年，并曾任伦敦大学汉语教师、加拿大纽克大学、荷兰莱顿大学住校作家。曾多次参加世界各大诗歌节，到过英国、美国、德国、意大利、瑞典等10多个国家的大学举办过讲座和朗诵，现为海南大学人文传播学院教授。多多系朦胧诗主要代表诗人之一，著有诗集《行礼：诗38首》、《里程：多多诗选1973—1988》、《多多诗选》、《多多四十年诗选》等，并于2005年获得第三届华语文学传媒大奖2004年度诗人奖，2004年回国后被聘为海南大学人文传播学院教授。

多多

据美国俄亥俄州当地的《图而萨世界报》报道，多多是此次奖项的9个评委之一、在康涅狄格学院任教的诗人麦芒提名的。麦芒认为，多多是一位伟大的孤身旅行家，跨越了民族、语言和历史的边界。同时，他还是一位坚定的幻想家，执着于最基本、最普遍的人类价值，如创造、自然、爱和梦想。《当代世界文学》执行主编罗伯特认为，“多多是第一流中国诗人群体中的重要人物，值得西方予以严肃注意和承认。”

获奖后，在接受采访时，多多说：“诗歌写作是很神秘的。诗人不是记者，记者是向外找消息和信息，诗人是向内的。创作是灵感的触发，再加上消化、循环和整理的过程。”对于中国当代诗的期望，多多这样回答，“中国新诗有广大的未来，只是需要几代人的铺路，才有望达到高峰。目前除了踏实去创作，其他一切免谈。”

多多是一个真正的汉语诗人。他的诗歌以精湛的技艺、明晰的洞察力、义无反顾的写作勇气，近乎完美地承续了汉语在当代中国的艰难使命。他将自己对世界和生命的温情理解，融于每一个词语、每一个句子的细致雕刻，并在每一首诗歌的内部构造上，力图实现他孤寂而坚定的美学抱负。他对汉语尊严的忠诚守护，使他的诗歌很早就形成了显著的个性和风格：意象简洁，节奏明快，语言准确、锐利而富有张力，对心灵细节有深切的敏感和痛苦的体认，对人类的精神困境有明确的艺术承担。他在二○○四年度发表的一系列诗作，以及他本人在母语国家的重新出场，照亮了那些美好而令人激动的文学记忆，同时也见证了汉语诗歌永不衰竭的丰富可能性。

多多

在那个时期，写诗可以有很多种意义，无论如何，当时写诗的意义绝对要高于今天。因为我们的生活没有任何可能性。比如当时很喜欢电影，但你不可能搞电影，因为电影需要集体制作，需要投资，需要许许多多的东西。你在农村插队，你还能做什么，还能想像什么，想回城当个工人都不可能。这样就形成人的一种很决然的态度，你没有选择。当时有一张纸，一支笔，无穷的想象力，有时候灵感一来就流在纸上，第二天看到很自我崇拜，这样的东西不是神赐的是什么？因此我很早就确立了我和诗的关系。这是一种真正的选择。

“文革”结束前夕，大家在天安门广场贴诗，我在广场上，但没贴诗。我一直的原则是：诗歌不能被当做宣传品，因为诗歌不只是一个简单的善恶判断，它有更高更大的涵盖。我决不会牺牲我的诗歌，在20年前我就解决这个问题了。

诗歌就是诗歌。比如俄国12月党人的诗歌，今天还有谁去读？12月党人过去了，诗歌也就跟着过去了，而诗歌是不应该过去的。1300年前李杜的东西，我们凭什么要读它？而像马雅可夫斯基，他的诗歌尽管有政治内涵，甚至有宣传作用，但它高于这些东西。

多多诗选

2004年，多多回国成为国内诗歌界的大事，而他发表在2004年第8期《书城》杂志上的《多多小辑》，展示了他最近两年的创作风貌。这位白发苍苍的诗人依然保持了旺盛的创作活力和更加炉火纯青的技艺。编者凌越认为，这位五十开外的诗人在这样的年龄依然保持了这样的力量，这是非常难得和可贵的，对于中国的诗歌写作者具有榜样的

作用。

多多把每个句子甚至每一行作为独立的部分来经营，并且投入了经营一首诗的精力和带着经营一首诗的苛刻。多多的激进不但在于意象的组织、词语的磨练上，而且还在于他力图挖掘诗歌自身的音乐，赋予诗歌音乐独立的生命。

他通过对于痛苦的认知，对于个体生命的自省，展示了人类生存的困境；他以近乎疯狂的对文化和语言的挑战，丰富了中国当代诗歌的内涵和表现力。他在诗艺上孤独而杰出的探索，激励着许多同时代的诗人。

诗人黄灿然认为：“他的成就不仅在于他结合了现代与传统，而且在于他来自现代，又向传统的精神靠近，而这正是他对于当代青年诗人的意义之所在。”

格里高利·李（GregoryLee）在英译多多诗集的导言中写道：“在多多的作品里，我们看到了近来中国现代主义的最新鲜的表现之一。他是一位纯粹的中国诗人，还是一位完全现代的诗人，因为在他的作品中可以看出某些经过选择的世界主义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