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稷

薛稷行、楷书，始见称于开元中叶张怀瓘所撰之《书断》，并入能品，且立传称：“书学褚公，尤尚绮丽媚好，肤肉得师之半，可谓河南公之高足，甚为时所珍尚。”杜甫曾见其普赞寺题额三大字，笔势雄健，有《观薛少保书画壁》诗赞云：“仰看垂露姿，不崩亦不骞。郁郁三大字，蛟龙岌相缠。”董逌《广川书跋》承息唐人，视作褚氏嫡嗣，其卷七有评曰：“薛稷于书，得欧、虞、褚、陆（陆柬之）遗墨至备，故于法可据。然其师承血脉，则于褚为近。至于用笔纤瘦，结字疏通，又自别为一家。”“用笔纤瘦”，出于刻意，乃一时代作风，不特薛稷如是，他的堂兄弟薛曜则更少丰润。稷之书法出自褚氏，虽时有新奇能别成风神，然终因“超石鼠之效能，愧隋珠之掩类”，未能尽脱褚氏规模而独张一军。名列“初唐四家”，实见逊色，其所以附骥欧、虞、褚者，斯盖论书者为求得偶数矣!存世的《信行禅师碑》，越王贞撰，神龙二年（706）立在长安，是其代表作。

在艺术领域中，薛稷一生中取得最高成就的是绘画。套用古人的句式，大约可以说他是“诗不如书，书不如画”吧。薛稷的绘画擅长花鸟、人物及杂画，而尤以画鹤最为精妙。鹤之作为绘画题材，可以上溯到西汉时期，但画迹寥寥，还谈不上什么成熟的技法。直到唐代花鸟画开始成为绘画的专题之一，随之出现了全力从事花鸟画创作的画家，薛稷就是其中较早而专以画鹤知名的一位，开创了一代花鸟画之先河。这与当时的社会环境很有关系；上古时代，鹤已进入文学作品，现存的青铜器上，亦可见到鹤的形象。春秋战国肘期，出现了驯养鹤的记载，卫懿公因养鹤而身死国灭，是著名的历史故事。唐代文人更是养鹤玩鹤，蔚然成风，鹤在他们的生括中占据了一定地位。反映到文学创作上，出现了一批以鹤为题材的诗歌。当文字表述有所欠缺．使他们感到不满时，则必然要求助于形象的艺术再现。于是，鹤画在绘画领域中也就顺理成章。迅速广泛地发展起来。然而，诚如《宣和画谱》所言，“世之画鹤者多矣。其飞鸣饮啄之态度，宜得之为详。然画鹤少有精者，凡顶之浅深，氅之黧淡，喙之长短，胫之细大，膝之高下，未尝见有一一能写生者也。又至于别其雄雌，辨其南北，尤其所难。虽名乎号为善画，而画鹤以托爪傅地，亦其失也。故(薛)稷之于此，颇极其妙，宜得名于古今焉。”“故言鹤必称稷，以是得名。”这里提到一般的画家连鹤的表面特征都不能准确地把握，遑论描绘出鹤的精神气质了。独有薛稷所画的鹤，能够极尽其妙，或啄苔剔羽，或阔步顾视，或昂立座隅，或上下回翔，无不栩栩如生，曲尽情状，形神兼具。当时人甚至把薛稷画鹤、秘书省内落星石(疑即陨石)、贺知章草书、郎余令画凤并称为“四绝”。唐代两位大诗人社甫、李白都曾为薛稷画鹤题诗作赞，由此，可以反映出薛稷功力的不凡。

薛稷画鹤成就很高，影响也很深远。《历代名画记》载：“屏风六扇鹤样，自(薛)稷始也。”“样”，即画图的范本，薛稷能够创“样”并为社会所接受，说明了他在画史上的重要地位。以后．“六鹤图“成为一种定格．五代时黄荃曾绘六鹤于偏殿壁上，此殿遂改称“六鹤殿”，直至一千余年后，清代宫廷中还绘有六鹤屏风。历来学薛稷画鹤的人很多，著名的如唐代蒯廉，能“深得其妙”。十代花鸟画家黄荃，“鹤师薛稷”，并且后来居上，有出蓝之誉。

薛稷的鹤画作品，计有《啄苔鹤图》、《顾步鹤图》各一幅，《瑞鹤图》(一作《鹤图》)五幅，及《二鹤图》、《戏鹤图》等，这些都是卷轴画，另有鹤画壁画多处；如唐秘书省、尚书省考工员外郎厅、洛阳尚书坊岐王宅、成都府衙院两厅、通泉县署等，也都是吐所公认的杰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