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永松

杨永松，1919年7月生于广东省梅州大埔县。1930年在永定县委参加革命工作。1934年10月参加长征。平型关战斗时任115师685团政治处技术书记。1945年12月底任东北民主联军总政治部副秘书长。1953年1月调华北军区装甲兵政治部主任，1955年授少将军衔。1957年任北京军区工程兵副政委，1968年任北京军区工程兵政委，1981年以副兵团级离休。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永定县儿童团团部组织科科长，组织部部长，巡视员，红12军101团文书，二师政治部技术书记。参加了长征。

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一一五师343旅685团政治处技术书记，师直政处教育干事，师政治部秘书、师直政处教育股长，特务团政治处主任，师政治部秘书长，教导二旅五团政治处主任，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校部秘书科科长。

解放战争时期，任东北民主联军政治部副秘书长，第四野战军战车师政治委员。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华北军区装甲兵政治部主任，北京军区工程兵副政治委员，政治委员。是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候补代表。

2006年10月16日，秋高气爽，记者在北京西城区一个胡同里，见到了老红军杨永松将军。杨将军的少年时代，受家兄杨鹤松的影响，在闽西参加了儿童团并任组织部长，后参加工农红军，经历了中央红军历次反“围剿”和长征途中的多次重要战役战斗，可说是九死一生。

开国少将

1934年9月，为摆脱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的困境，杨永松所在的部队开始向福建永安地区进发。部队过汀州时，杨永松因病被留后方医院休养。后来由于战事紧张，所有人员需转移到一个叫“九堡”的医院。杨永松和几个战友赶到九堡医院后，让他们意外的是，那里除了一片用砖头搭起的床铺外，已经没有一个人了。原来，医院在一天前就转移了。他们不顾伤病的折磨，坚持赶路，终于在第5天的下午赶上了红一军团的部队。杨永松在寻找三团的驻地时，遇见了一师的聂鹤亭参谋长。“小鬼，你年龄还小，身体又很虚弱，能跟得上吗？”聂参谋长关心地问杨永松。“红军不怕苦和难，我能行！”杨永松斩钉截铁地答道。聂参谋长看他小小年纪，革命的决心这么大，心里十分高兴，给三团打了个电话，把他留在了师部，让他和一个叫赖可可的同志一块负责文书工作。

1934年10月，杨永松随部队踏上了长征的征途。他们一路攻坚克难，突破了敌人的重重封锁，向新田进发。部队由毛儿盖出发，杨永松所在的三团走在军团的前面，翻过一个小山后，开始过草地。一路上，有时见到浮在泥水中的军帽和死在灌木丛中的同志。都过去70多年了，杨将军回忆起当时的情景，心情仍然十分沉重，泣不成声。他向记者讲述了当时的情形：

“到草地的第五天夜晚，我们在一条小水沟边宿营。到了半夜，突然下起大雨。人不能躺着，只好在原地坐着。我有一件短袖油布上衣，用它盖在身上，上半身还能遮雨，但下半身却泡在冰冷的雨水里，越坐越感到腿累腿酸，最后就麻木了，觉得活动不自如了。第二天天亮后，才看到腿肿得老高，打不了弯。此时，我的心情糟透了，难道走不了啦！革命到头了，要死在这茫茫草地了吗？这时，我想了许多许多。最后，爬到一个土坎上，拿出在湖南买的、始终舍不得穿的一双新袜子穿上。横竖也是死，还留它做什么？这种念头闪出来后，我自己又把它克服了。我鼓励自己，不能这样倒下，一定要走出去。队伍出发了，我找了一根别人当柴烧没烧掉的树枝做拐杖，一步一步艰难地往前走。队伍比我走得快，我就在后面努力往前赶。两、三个小时过去了，老天爷开眼，我的腿开始消肿，死神终于从我身边被赶走了。现在想来，如果当时不咬牙坚持，我或许真的就死在草地了。”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红军开始往北撤，到了陕甘边地区实行整训，并进行时事教育和思想动员。党中央则召开了苏区代表会议，毛泽东作了关于形势的报告，阐明民族矛盾是当前的主要矛盾。

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激起了全国人民的抗日热情，二十九军的抗日壮举，鼓舞了全国人民的士气。在紧要关头，中国共产党领导人一方面加紧同国民党谈判，一方面红军从陕甘边区向西安附近集结。

1937年8月23日，红一军团在三原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第115师。115师被编为两个旅，一个旅两个团。343旅是红一军团的部队改编，344旅是红十五军团部队改编。杨永松所在的红二师就改编为343旅685团，红四师改编为686团。

在出发之前，召开了誓师大会。因为统一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红军也要换衣服、换帽子。当时红军的帽子是红五星帽，要换成国民党的青天白日帽。很多战士因为随红军征战多年，对红军有深厚的感情，舍不得换下红五星帽，但为了抗战的需要，忍痛把帽子摘下来放到包袱里面，作为永久的纪念。

1937年8月24日，杨永松所在的685团作为前卫开赴山西抗日前线。部队经过富平、韩城等地，在芝川渡黄河向侯马前进。经过荣河县、万泉县（现万荣县）时，受到当地群众热烈欢迎。当地群众在桌上摆了点心慰劳我军，八路军战士们没有一个人过去拿，纪律十分严明。

战士们在侯马等了三四天火车才来。这些车皮有的运过骑兵，车皮又脏又臭；有的运过煤，上去以后弄得人的脸都是黑的。但是大家都没计较，想着要上前线抗战，这种脏和臭又算得了什么呢。

按照与阎锡山商定的作战计划，八路军115师向平型关前线大营集结。在原平下了火车后，115师急行军奔赴大营。在路上，杨永松和战友们碰见从前线退回来的阎锡山军队，这些队伍非常整齐。战士们就问他们为什么这么整齐？原来，这支队伍离敌人还有几十里路，听到炮一响或者飞机一响，就往后撤。他们还对八路军说日军的炮和飞机很厉害，八路军战士们问他们：厉害到什么程度啊？你们伤了多少人？他们又说不知道。看不上友军的胆怯，战士们下决心，非得打个好仗扬我军威。

当时，晋绥军和中央军在平型关内长城沿线集中了20多个团，准备抵抗日军进攻，八路军则负责深入日军后方寻找机会打击敌人。那时，灵丘、广灵一带已经沦陷，当地老百姓报告，日本兵非常野蛮，老百姓在庄稼地里干活，日本兵拿着枪把干农活的老百姓当靶子打。

9月24日晚上12点，部队冒着大雨连夜来到伏击地点，在山上等着进攻开始。战士们都淋湿了，但这并没有影响战士们的情绪，大家还是想着第一仗一定要打好。

担任隐蔽伏击任务的是343旅685团和686团。687团接应，另派出小部队打援。25日清晨，在伏击圈等待了一夜的八路军将士们终于等到了钻入口袋里的日军。

进入伏击圈的是从平型关撤下的向东开进的日军汽车队。发起进攻时，师部、旅部打出信号弹，团以下就吹冲锋号。当时685团在左翼，686团在右翼，战士们冲下去，敌人退到对面山上老爷庙和东西跑池村抵抗。大部分被打散的日军藏入公路边的雨水沟里。按照国内战争的经验，这时可以下去抓俘虏了。结果日军非常狡猾，枪也打得很准，你要一露头，他一枪就在你头上打个洞。八路军马上改变策略，朝那里扔了一两个手榴弹，再下去就没有日本兵抵抗了。

686团负责解决老爷庙里的敌人，687团也加入战斗，战斗非常惨烈，我方伤员很多。最后，被八路军昼夜攻击的敌人连夜向国民党军队和阎锡山军队的阵地突围，由于国民党军队和阎锡山军队放弃阵地，被围残敌得以突围而逃。

这场战斗成为八路军出兵抗战的第一战，日军遭遇了战斗意志坚决的八路军，八路军在武器装备极其落后的情况下，取得了首战的艰难胜利。

据《正面战场作战记》记载：115师在平型关战斗中，歼灭日军1000余人，击毁汽车100多辆，缴获炮1门、步枪300多支、机枪20多挺、炮弹3000多发及大批军用品，取得抗战以来第一个歼灭战的胜利。

抗日战争初期，杨永松在八路军115师343旅685团，参加了首战平型关战役。他是目前亲历这场战斗、建国后被授予将军军衔的唯一健在者。

1945年4月23日，杨永松以中共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候补代表的身份，出席了在延安召开的党的“七大”。当时出席七大的代表中建国后被授予共和国元帅、解放军将官者共207人，（其中正式代表171人，候补代表36人）。杨永松是这些将帅里目前唯一健在者。

解放战争时期，杨永松在第四野战军特种兵司令部战车师任政委。当时四野特种兵司令员是万毅，萧华任政委，萧华调任空军政委后钟赤兵任政委，副司令员贾陶、匡裕民，副司令员兼参谋长苏进，副政委邱创成，政治部主任唐凯，政治部副主任分别是刘登瀛、吴涛、谢唯进。四野特种兵司令部下辖炮兵一、二师，战车师，高炮指挥所，工兵指挥所，辎重团，朱瑞炮兵学校。杨永松到战车师任政委时，师长是曾克林，副师长赵杰、副师长兼教导团团长李国华，参谋长孙三、副参谋长吕正哲，政治部主任牟永春、副主任谢金山。

战车师下辖坦克团、装甲团、教导团。当时，战车团装备的坦克是日式的，有重18吨、8吨、6吨、4吨、2吨等各种型号的坦克100多辆。主要是抗战胜利后，我军在东北各地收集日军的，也有在平津战役中接收傅作义部队的。四野战车师部队的建设为我军机械化、专业化、正规化、现代化做出了重要贡献。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大典在北京天安门广场隆重举行，杨永松的战车师参加受阅，坦克编队以整齐的队形，缓缓通过天安门广场，接受了毛主席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检阅。

1953年1月，杨永松调任华北军区装甲兵政治部主任。1954年，华北军区装甲兵司令部改称北京军区装甲兵司令部。杨永松定居北京。

1955年，我军实行军衔制，9月27日下午3点，杨永松按通知持请柬来到中南海，参加在京将军授衔授勋仪式大会。预授将军衔的300多名同志，先集中到中南海国务院礼堂，听习仲勋同志宣读授衔命令，大家笔挺立正站了近两个小时，才听完宣读名单，这时习仲勋同志也出了满头大汗，杨永松被授予少将军衔。大家一起来到礼堂后台，每个人按名字找到预先放在那儿的礼服箱子，打开，将事先已缀好领花、军衔、帽徽的礼服和大沿帽换上。把来时穿的“解放服”放入箱子，待会后自行带走。

这时天色已近黄昏，我们去怀仁堂出席授勋仪式大会，两会之间隙安排有会餐。我们先到怀仁堂的二三十名同志，见门前广场上摆放了两三个餐桌，没有椅子，上面有些菜肴、饮品，那时还不懂什么叫“自助餐”，以为饭菜不多，谁也不好意思去吃，就直接进了怀仁堂，在会场的座椅上歇息等候开会。事后才听说又陆续摆了几十个餐桌，饭菜、酒水十分丰盛，周恩来总理还向大家敬酒祝贺。遗憾的是我们没有赶上。

晚7时30分，授勋仪式开始。毛主席和党中央领导人以及元帅、大将们在主席台上，与会人员有上千人。杨永松等300多人安排在观众席的中间位置，各自按坐签入座，桌面上放着每人应授予的勋章，毛主席在台上为元帅、大将们授勋时，台下上将、中将、少将们自己动手挂上个人的勋章。杨永松荣获三级八一勋章、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二级解放勋章。手抚着勋章，松永松泪眼模糊了，他想起了那些牺牲的战友们，他们没有看到全国的解放，他们的鲜血洒在了革命的征途上，换来了今天的幸福和平。授勋仪式结束后，大家观看了文艺演出。

1959年9月上旬，接到北京军区政治部通知：要杨永松到北京参加总政治部组织的全军将军业余合唱团。赶到北京后，北京军区参团的同志们都住在崇文门内军区解放饭店招待所，杨永松记得中将有王紫峰，少将有郑三生、张正光、张英辉、张日清、蔡长元、叶青山、钟元辉、陈宜贵、曾威、黄作珍、王英高、李真、翁祥初等同志。平时合唱团就在驻地进行分练，全团合练在中南海怀仁堂，各团从驻地集体乘大轿车去，主要排练《红军纪律歌》、《太行山上》、《我是一个兵》、《我们一定要解放台湾》几首歌曲。经过十几天认真紧张的练习，这些只会指挥打仗或搞政治工作的音乐外行们，终于有了收获。国庆节之际，将军合唱团在人民大会堂隆重登台演出，上百名当年跟随着毛主席爬雪山、过草地的红军老战士，如今在李志民上将的出色指挥下，歌声雄壮有力，慷慨激昂。这么多功勋卓著的将军一往无前的表演，古今中外，绝无仅有。将军合唱团的演出取得了圆满成功，极大地激励鼓舞了全中国人民，在社会各界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多少年过去仍被人们追忆。当年，将军合唱团一度扩大到230多位将军，至今仅有杨永松、李布德、向守志等几人健在。

近五十年后的2008年，部分将帅子女为继承和发扬革命传统，在京成立将军后代合唱团，陈金钰将军的女儿陈松江来找杨永松，提出让杨永松和裴周玉、王定烈等老将军一起参加授旗仪式。杨永松等到会参加，他说，看着这么多娃娃穿着我们当年的服装，唱着我们当年高唱的歌曲，我非常激动。我把印有“将军后代合唱团”字样的旗帜授予该团领导，这寄托了我们老一辈对革命后代的期望和传承。

1968年，任北京军区工程兵政委。1978年，杨永松退居二线，任北京军区工程兵顾问，继续为国家的国防建设贡献力量。

截止到2016年3月，1955年至1965年被授予将帅军衔的1614人中，健在的开国少将还有39位。我们衷心祝福这些开国将军们健康长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