凯尔泰斯·伊姆雷

凯尔泰斯·伊姆雷

凯尔泰斯·伊姆雷的作品探究了在一个个人对社会权力的附属走到极端的时代，个体生命继续生存和思考的可能性。他在作品中坚忍地重返自己生命中决定性的事件：在奥斯维辛的岁月。在纳粹对匈牙利犹太人进行迫害的狂潮中，少年凯尔泰斯被投入了此集中营。对他而言，奥斯维辛绝非存在于西欧正常历史体系之外的一次异常事件——它是有关现代社会中人类退化的一次最本质的真相。

小说作者的想法在此和哲学传统达到了一致，即：日常生存和人类精神永久为敌。在小说《为一个不曾降临的孩子祈祷》中，凯尔泰斯描绘了童年生活的一个负面，正是从此时期，产生了一种矛盾的视集中营为家园的感情。在凯尔泰斯的分析中，爱是顺应的最高境界，顺应即完全屈从于不惜一切生存下去的欲望。对于凯尔泰斯，只有在无法适应生存之际，人类的精神经纬方得以浮现。

在1992年小说式日记作品《船舱日记》中，凯尔泰斯展现了他才智殿宇的全貌。他与文化批评的伟大传统展开了不知疲倦的对话：帕斯寇、乔伊斯、斯宾塞、涅泽克、卡夫卡、卡穆斯、贝克特。本质上，凯尔泰斯是一个只有一位成员的少数派。他将自己因血统而被概念化地归于犹太视作来自敌人的某种打击。然而也正是这种粗暴的标签化，成为他最深入认知人类本质及他所生活时代的初衷。

凯尔泰斯在《并非宿命》之后的作品，《惨败》(1988)、《为一个不曾降临的孩子祈祷》(1990)，可以被视作他对《并非宿命》这一决定性作品的评论和补充。在投出第一部作品等待着被出版商拒绝的过程中，年事渐长的作家开始写作一部卡夫卡风格的当代小说，对东欧社会主义的幽闭恐惧症进行描述。后来他得知他的第一部作品最终得以出版，然而此时他只感到空虚，一旦在文学的市场上被展示，他的个性成为人人可触物体，他的秘密成为陈腐之事。

凯尔泰斯的风格正是他拒绝妥协的姿态，让我们想起茂密的山楂树篱，对于毫无戒备的来访者而言密而多刺。但也正是他卸除了他的读者被强加的感情的负担，赋予他们独一无二的思想的自由。

大屠杀是凯尔泰斯小说永恒的主题。凯尔泰斯的作品尽管内容各不相同，但实际上都从各个不同角度传达着同一个主题———大屠杀，在凯尔泰斯的作品中，大屠杀从来无法用过去时态表现。他认为生存就是屈从，作家不可能创造一个比上帝所创造的还要愚蠢的世界。在奥斯维辛集中营的苦难经历，让伊姆雷一辈子都带着幸存者的记忆活着。他似乎用余生的写作在反思这场惨绝人寰的人类灾难，在他的许多作品中，对生与死，对看似对立的两者作出过精妙的评论。凯尔泰斯的作品探究了在一个个人对社会权力的附属走到极端的时代，个体生命继续生存和思考的可能性。他在作品中坚忍地重返自己生命中决定性的事件：在奥斯维辛的岁月。在纳粹对匈牙利犹太人进行迫害的狂潮中，少年凯尔泰斯被投入了此集中营。对他而言，奥斯维辛绝非存在于西欧正常历史体系之外的一次异常事件——它是有关现代社会中人类退化的一次最本质的真相。

凯尔泰斯在作品中以亲历者的叙述，揭露了强权对人性的压迫和对人生的剥削，放到特定的历史背景中，以毒气杀人的集中营和以全面控制使人窒息的社会之间便建立起了一种让人绝望的联系。凯尔泰斯书中另一个主题是凯尔泰斯对自己身份的反复思考。1975年，他否认自己是犹太人，不然就会因为这个身份及其命运而“否定所有人类的尊严，否定安全感，否定宁静的夜晚，否定平和的精神生活，否定因循守旧，否定自由选举，否定民族的骄傲”。但十年后，在几个荷兰人问他是否是匈牙利人时，他却用德语承认自己是犹太人。到了1991年，他想明白了他是那个被作为犹太人遭受迫害的人，但是，不是犹太人。作者本人既不愿接受历史事实和他的犹太身份，又难以忘怀那段决定了他一生的过去。作者在作品中表现出了一种强烈的悲观宿命论色彩，在潜意识下所不得不一直延续着奥斯维辛主题。

从奥斯维辛幸存的凯尔泰斯·伊姆雷的日记，所有的写作都指向了死亡的终极追问。不断地写作，或许成为了他摆脱或寻找苦痛的一种办法。在日记中，可以清晰地看到凯尔泰斯·伊姆雷如何创作自己的作品，如何通过翻译维持生计，更多的时候，不是看他如何活着，是看他如何死去。既然活着如同死去，这种生存事实上就为作家的写作提供了另外一个维度，从死亡的角度写作。但与小说不同，他在日记中苦苦追索人生的终极意义，甚至不惜为之进行偏执狂般的思考。他大量引用歌德、叔本华、尼采、卡夫卡、加缪和伯恩哈德等人的观点，并与这些先哲对话。曾经在生死边缘徘徊过的他，对生死问题早已看得透彻，所以他说：“对我来说，最适当的自杀——看起来就是生活。”那些家国之痛，也仅仅化作一句毫无归属感的“我的国家，就是流亡”。尽管曾置身于德国人的残酷压制下，但凯尔泰斯·伊姆雷始终与同时代的匈牙利知识分子一样，受德国文化影响极大。

凯尔泰斯·伊姆雷

凯尔泰斯的写作风格具有极为典型的后现代派特征，擅长以内心独白的意识流手法，于时空交错之中，把各种支离破碎的画面无序、零乱地组合在一起，呈现于人们眼前。其小说的内容往往充满了悖谬和荒诞，读来极易让人产生疑惑和不解。如《无命运的人生》中的少年，虽身陷纳粹集中营，却对里面发生的一切并不反感，他不仅自然地接受了命运的安排，而且偶尔还会产生某种让他重返社会后依旧怀念的幸福感。在《给未出生的孩子做安息祷告》一书里，作者也描写了一个幸存者聚会时玩的游戏：每个人争相自报曾经待过的集中营地名，看谁最牛，结果竟是喊出“奥斯威辛”的人成了比赛的赢家。而对“二战”的幸存者来说，这一切原本应该和不堪回首的痛苦记忆联系在一起，可这些令人毛骨悚然的地名居然被当作非凡的经历来炫耀，让人如数家珍般的引以为豪。与通常揭露、声讨“二战”期间纳粹排犹迫犹的作品不同，凯尔泰斯对那段恐怖经历的文学处理，类似于一种不带感情色彩的白描，将残酷的事实如同日常生活的场景娓娓道来，字里行间似乎看不出痛斥、鞭挞和谴责之意。这种反常变异的写作手法，使得他的主要作品被贴上了“平静的大屠杀文学”的标签。其实水静则深，看似平淡的表面下，潜藏着砭骨钻心的痛苦和悲哀。作者要告诉人们的正是，当这种恐怖已被人习以为常、司空见惯到了对其麻木不仁甚至深感幸运的地步，那才是最残酷最恐怖不过的事情。

凯尔泰斯·伊姆雷的作品不属于好读的那种，他艰深的思想及冷静的文字，甚至挡住了很多文学爱好者的阅读热情。在凯尔泰斯的眼里，集中营里发生的一切都很自然，尽管环境恶劣，但也并非没有幸福的时光。正是这一类题材通常所需要的道德愤慨和形而上之抗议的缺席，反而使作品充满开放性以及疑惧的玩笑。

凯尔泰斯·伊姆雷历经苦难仍内心平和，并以旁观者的心态静观自己的命运。凯尔泰斯·伊姆雷的可贵之处，在于他勇于面对过去与创伤，也勇于面对现实的一切暗面。采取第一视角的小说，笔调平静，时而流露天真，甚至会发现集中营里一些小幸福，如人与人之间的友情，如仰望天空，又如饥饿时传来的萝卜汤香气。凯尔泰斯·伊姆雷认为集中营是异常复杂的场域，善恶并不那么泾渭分明，反抗与妥协同样不是两个极端，其中有许多难解的迷惑与人性的幽光，单纯的批判也许并不能说明所有问题。，他始终拒绝情绪化。作为一个经历过两种极权政治的人，他没有小清新式的人文感动，也没有一边倒的愤怒，而是数十年如一日地告诉我们，当一个人在无法选择的情况下，该如何面对自己的生命。

▪ 2002 诺贝尔文学奖 (获奖)

▪ 2002 汉斯-萨尔文学奖(德国) (获奖)

▪ 2000 《世界周刊》文学奖(德国) (获奖)

▪ 1997 莱比锡促进欧洲和解图书奖 (获奖)

▪ 1995 德国布兰登堡文学奖 (获奖)

▪ 1992 索罗斯基金会艺术奖 (获奖)

▪ 2014 匈牙利圣·伊什特万勋章 (获奖)

“他(凯尔泰斯)作品的主题连续不断地返回到给他的生命带来决定性影响的奥斯维辛经历之中。对于凯尔泰斯而言，奥斯维辛并不是存在于西方历史之外的一个例外的事件。奥斯维辛是现代生存方式中人类堕落的最为根本的真实的表现。”“(诺贝尔文学奖)表彰他对脆弱的个人在对抗强大的野蛮强权时痛苦经历的深刻刻画，以及他独特的自传体文学风格。”——诺贝尔文学奖颁奖词

“少年时代，他被‘弱智’的祖国送进奥斯维辛;青年时代，他被专制的祖国剥夺了个人命运;壮年时代，他经历了屡次退稿和被迫的喑哑;老年时代，虽幸遇改革，但当他作为‘匈牙利作家’被邀请到德国讲学时，自己的政府却表示他不能代表他的国家。”“在获得诺奖的作家中，他不是走红的那种诺奖作家，但他是一个选得对的作家。因为没有诺奖，他就会被忽视，他就会消失。这就是诺奖的意义。诺奖选10个作家，只要能有一个像凯尔泰斯那样的作家，就是有意义的。”——余泽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