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鼎昌

吴鼎昌

吴鼎昌出生官宦家庭，早年就读于成都尊经书院，

1903年4月获四川官费留学日本，入东京高等商业学校，其间，加入中国同盟会。

1910年回国，执教于北京法政学堂。后任中日合办本溪湖铁矿局总办、江西大清银行总办。

1912年以后，历任中国银行正监督、袁世凯造币厂监督、中国银行总裁、天津金城银行董事长、盐业银行总经理、内政部次长兼天津造币厂厂长。

此外，吴鼎昌还以自己或其妻吴适云的名义，直接兴办或参股民营企业，如周学熙在天津、卫辉等地设立的华新纱厂等。

吴鼎昌在做北洋政府财政次长时，适逢上海焚毁鸦片大舞弊案，财政部受贿八十万元。曹汝霖兼任财政总长，部务由吴处理，这笔贿款，曹未分润，由吴独得。此事由章士钊所说。

1922年1月，任盐业、金城、中南、大陆四行储蓄会主任，成为金融集团的首脑。

1926年盘购天津《大公报》，自任社长，并兼《国闻周报》社及国闻通讯社社长，又组织《大公报》新记公司。他将《大公报》办成中国第一流的报纸。

1926年7月至1937年，先后任国民政府财政委员会委员、国民经济建设运动总委员会委员、全国钢铁厂监察委员会主任委员、农本局理事长、中国国货联合营业公司董事长、国民政府实业部部长兼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第四部部长等职。

1924年找到昔日留学老友张季鸾、胡政之二人，提议办新闻机构：出一张日报、一份周刊，并办一家通讯社。计划出资5万，办不拉政治关系、不收外股的独立商业报刊。但由于张季鸾所在《中华新报》迅速倒闭，张北上出任陇海铁路会办，此议搁置。

《大公报》社长吴鼎昌（信丰中学林锐翻拍）

1925年，国闻通讯社与《国闻周报》陷入困境，胡政之遂寻求吴鼎昌帮助，吴此后每月出资300--400元维持，并在此刊物上不定期发表文章。

1926年，中原战事吃紧，张季鸾失去陇海铁路会办之职，蛰居天津。胡政之邀其主持国闻周报，张没有答应。时逢《大公报》停刊，于是三人再次合议办报。

1926年9月吴鼎昌、张季鸾、胡政之合组新记公司，接办《大公报》。吴鼎昌任社长，胡政之任经理兼副总编，张季鸾任总编辑兼副经理。名为合组公司，实际上只是吴鼎昌一人出资5万元，胡、张二人出劳力（以后还给重要骨干送荣誉股）。

1935年12月，吴鼎昌出任南京政府实业部部长，辞去《大公报》社长一职。

1937年11月至1944年12月，任贵州省政府主席、滇黔绥靖公署副主任、贵州全省保安司令。主黔期间，主张“省政的关键在于县政”，大批任用贤能，重视民生，发展教育，对贵州的建设功勋卓著。

1945年1月离黔，先后任国民政府文官长兼国民党中央设计局秘书长、总统府秘书长等。在吴鼎昌任秘书长期间，正值日本投降，吴向蒋介石建议，请毛泽东到重庆来，而且三封电报也是吴起草的。解放战争后期，蒋介石政权摇摇欲坠，吴鼎昌见势不妙，于一九四八年年底在《大公报》上登出启事，声明辞去《大公报》新记的董事，淮海战役结束后，他料理了自己的财产，把应该转移的外汇都寄往到国外，

1949年1月去职，赴香港做寓公。1950年8月病逝。著有《赣宁战祸之原因》、《中国经济政策》、《花溪闲笔》等。为贵州省政府编印的《黔政五年》题写书名。

在1948年新华社公布的43名战犯中，吴鼎昌名列第17。

贵州省政府主席吴鼎昌

吴鼎昌主持黔政期间，正值八年抗战，而贵州是抗战后方。在这特殊的历史背景下，吴鼎昌提出开发贵州、支援大西南的口号。首先将国民党官僚资本引入贵州，组织贵州企业公司及农工商调整委员会，继而在贵州建立起各种地方官僚资本企业，包括化工、煤矿、商业等各种行业约20家，投资金额数亿元。从而使素有“人无三分银”的贵州成为商贾云集、经济流通的后方基地，有力地促进了贵州生产力的发展。吴鼎昌还注重发展教育，创办贵州大学、贵阳医学院及贵阳师范学院使贵州教育得到了空前的发展。

吴鼎昌有句名言：“政治资本有三个法宝：一是银行;二是报纸;三是学校，缺一不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