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翊钧

万历初年的政治改革主要措施是“考成法”，是万历元年（1573年）推行的。它是针对官僚作风和文牍主义而提出的，意在“尊主权，课吏职，信赏罚，一号令”，提高朝廷机构办事效率。按照考成法的要求，事必专任，立限完成；层层监督，各负其责。明神宗说：“事不考成，何由底绩。”其特点是改变国家机构的运作机制：以内阁监控六科，六科监控部院，部院监控地方抚按，最后使“部权尽归内阁”。六科和部院原是直接向皇帝负责，把它们变为受内阁制约，听从内阁指挥，实有悖于祖宗旧制，实质上是将一部分皇权转移到内阁。这是张居正对明代官制的一次重大变革。

隆庆六年（1572年），朱翊钧即位，关于早朝这一仪式有了折中的变通办法。根据大学士张居正的安排，一旬之中，逢三、六、九日早朝，其他日子则不朝，以便年轻的皇帝可以有更多的时间攻读圣贤经传。这一规定执行以来已近15年，越到后来，圣旨免朝的日子也越来越多。与此同时，其他的礼仪，如各种祭扫，皇帝也经常不能亲临而是派遣官员代祭。实际上，神宗的早朝，即使按规定举行，较之前代，已经要省简多了。首先是早朝的地点很少再在正殿，而且在一般情况下早朝人员都不经午门而集结于宣治门，所有骏马驯象的仪仗也全部减免不用。其次，御前陈奏也已流于形式，因为所有陈奏的内容都已经用书面形式上达，只有必须让全体官员所知悉的事才在早朝时重新朗诵一过。

从万历九年（1581年）到万历十年（1582年）间，张居正一直没有请假，坚持办公。次年二月，张居正旧病复发，虽然屡经名医医治，但是张居正自己也知道，自己“精力已竭”，“不过行尸走肉而已” ！万历十年（1582年）六月二十日，张居正病逝。朱翊钧为之辍朝一天，给予张居正崇高的待遇：谥文忠，赠上柱国衔，荫一子为尚宝司丞，赏丧银500两。然而，两年之后的万历十二年（1584年）八月，朱翊钧在都察院参劾张居正的奏疏中批示道：“张居正诬蔑亲藩，侵夺王坟府第，管制言官，蒙蔽我聪明。专权乱政，欺骗主上忘恩负义，谋划国家不忠。本会断棺戮尸，念效劳有年，姑且免去全部法追论。”（即说张居正无视皇帝权威，钳制言官，擅权乱政。）

张居正

这时候的张居正一家，已经被抄家。张府人口，一些老弱妇孺因为来不及退出被封闭于张府，饿死十余口，张居正80岁的老母还是在首辅大学士申时行的请求下才留有一所空宅和10顷田地。张居正恐怕生前绝对不能想到，他死后竟然会遭到一手扶持的神宗如此无情的惩处。朱翊钧这种一百八十度的态度转变是他长久处于张居正约束下的发泄，同样也是自己开始亲政的基础，推倒张居正，也就树立了皇帝自己的权威。

参见：宁夏之役

万历二十年（1592年），哱拜和哱承恩父子在宁夏银川反叛（哱拜是蒙古鞑靼部人，降明以后做副总兵。他的儿子叫哱承恩，承袭父爵，做了指挥使），朱翊钧果断决定平叛。派去平叛的军队攻打了几次都没有取胜，万历皇帝又派李成梁的儿子李如松为总兵，率军平叛。李如松派人决黄河水灌城，城外积满了水，城被冲开一个口子；李如松乘势下令攻城，一举平息了哱拜之乱。

参见：万历朝鲜战争

从万历二十年（1592年）到二十七年（1599年），朝鲜遭到日本侵略，王京陷落，八道失陷七道，仅靠近明朝边境义州一带尚存。朝鲜危急，请求明朝援助，“请求援助的使者，在路上络绎不绝”。朱翊钧鉴于唇亡则齿寒，决定派兵到朝鲜，援朝抗倭。这场战争时断时续，前后进行了七年多。最后，日本因丰臣秀吉去世，将侵朝日军撤出朝鲜，明军战胜而归。

援朝抗倭战争

参见：播州之役

万历十七年（1589年），播州（播州就是今贵州遵义地区）宣慰司使杨应龙发动叛乱，朱翊钧派兵平叛。这场战争时断时续，一直到万历二十八年（1600年），最后的结局是明军八路进兵，四月告捷，平息了杨应龙之乱。

万历四十六年（1618年）四月十三日，建州女真首领努尔哈赤发布“七大恨”，起兵反明，建立后金政权。女真兵克抚顺，朝野震惊。万历四十七年（1619年），辽东经略杨镐四路进攻努尔哈赤，在萨尔浒之战大败，死四万余人，开原和铁岭沦陷，首都燕京震动。朱翊钧用熊廷弼守辽东，屯兵筑城，才稍稍将东北局势扭转。

清丈田亩又称“清丈田粮”，目的是为了纠正田制混乱。这是继朱元璋之后进行的又一次全国性的土地大清丈。朱元璋时期那次大清丈，与“赋役黄册”相配套，编造了“鱼鳞图册”，为明代田赋征收奠定了基本框架。到了明中叶以后，“鱼鳞图册”已面目全非，赋役征派日益不均，国家赋税收入越来越少，“私室日富，公室日贫，国匮民穷”，田亩已是非清不可了。同明代其他重要经济改革一样，这次清丈也是首先从东南沿海地区搞起来的。

鱼鳞图册

万历六年（1578年）十一月，朱翊钧下令在福建试点。中心问题是为了改变有田者不交纳税粮、无田者苦于赔纳的怪现象，使田亩与税粮挂钩。由于朱翊钧态度明确，张居正指导得力，坚决排除阻力，试点工作进行得颇为顺利。至万历八年（1580年）九月，福建清丈田粮的事务告竣之后。神宗与张居正因势利导，趁热打铁，立即通行全国清丈。户部奉旨就清丈范围、职责、政策、方法、费用、期限等制定了八项规定，于同年十一月下发各地。至万历十年（1582年）十二月，各省均按三年期限基本完成，总计支出新增一百四十余万顷。有些地方还重新编造了“鱼鳞图册”。是明代田制与赋制的又一次综合整治，成绩显著。缺点是有些地区为“求亩多”，不实事求是，用小弓丈量，以致出现新的“虚额”，加重小民负担。

鞭，又称“一条边”、“条边”、“一条编”、“条编”等。其视点是变通赋与役的征收方法。它和清丈田亩一样，也是在嘉靖、隆庆以来各地逐步试行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明神宗的功劳，是支持把它推广到全国，实现了中国古代赋役史上一次伟大的变革，为实行货币地租创造了条件。

一条鞭法，“总括一州县之赋役，量地计丁，丁粮毕输于官。一岁之役，官为佥募。力差，则计其工食之费，量为增减；银差，则计其交纳之量，加以增耗。凡额办、派办、京库岁需与存留、供亿诸费，以及土贡方物，悉并为一条，皆计亩征银，折办于官，故谓之一条鞭”。其基本精神与特点是把赋与役合并，简化征收手续，扩大了折色范围，改变了以往的征收方法。它的推行，是中国封建社会晚期生产关系与生产力发展变化的反映。万历九年（1581年），一条鞭法已在全国各地“尽行之”。

自张居正死后，朱翊钧开始通过向各地征收矿税银的方式，增加内库的内帑。在此以前，内库主要收入为金花银，即依靠南直隶地区的田赋。不过内库所有收支最终仍由户部负责，并对皇帝的使用进行严格的干预和管理。矿税银除补贴内帑用于宫廷膳食以外，更多则用于国家开支，尤其是边镇用钱。如万历二十年（1592年）十一月初四日，甘肃巡抚田乐上疏，因河西地区边疆用兵需数十万钱粮，请拨内帑，朱翊钧批复同意。万历二十七年（1599年）十二月十二日，户部因京师库银减少，边饷告急，请神宗拨内帑，朱翊钧虽然责怪户部未提前做好库银储备，并且不要因为有内帑而有恃无恐，但仍迅速拨发内府库银救急。万历三十一年（1603年）四月，户部更是因北部边疆兵饷告急，请拨内帑百万两，朱翊钧最顾及边情，所以同意照数拨用。

明神宗

另外，含矿税银的内帑也用于国家救灾，如万历二十二年（1594年）三月初九日，因河南饥荒，拨内帑三万三千两用于赈灾。

学校为养士基地，“人才所系”。为了培养新的人才，万历二年（1574年），神宗命令吏部严格选用提学官。次年三月，张居正进呈《请申旧章饬学政以振兴人才疏》，提出选用提学官和整顿学校的十八条方案。神宗以为“深切时弊”，下诏命“各官着实遵行”，并大量裁减府、州、县学的学生数。在明代，“科举必由学校”。人口不断增加，学校招生人数反而减少，不但与社会发展大势背道而驰，对于那些追求功名利禄者更是当头一棒。明神宗还根据张居正的建议，诏毁天下书院，迫害士人，实行文化专制。这些都是倒退行为，所以，一开始就遭到激烈反对，难以贯彻执行。张居正本人更为此付出了沉重代价：大邑士子多怨之，或谓他“千虑一失，在汰郡县诸生”，成为后来惨败的祸根之一。

万历年间，西方传教士纷纷来华传播基督教，使得中西之间文化上得到交流。万历二十八年十二月二十二日（1601年1月25日），利玛窦觐见了朱翊钧。向朱翊钧进呈自鸣钟、圣经、《万国图志》、大西洋琴等方物，得他的信任。利玛窦还把封面烫金、装订精美的地图集《地球大观》送给他，告诉他，从这部地图集上，可以看到他从西方来到中国途经的路径。

万历时期来华的利玛窦

同年，朱翊钧下诏允许利玛窦等人长居北京。之后利玛窦在北京以丰富东西学识，结交中国的士大夫。常与宾客谈论天主、灵魂、天堂、地狱。同时编撰新书，包括以中文写成的《二十五言》等，得到不少中国知识分子的尊重。到了1605年，北京已有200人信奉天主教，当中有数名更是公卿大臣。这当中最著名的，也是后来影响最大的是进士出身的翰林徐光启。

除利玛窦外，明末来中国的著名传教士还有意大利人熊三拔、艾儒略，日耳曼人汤若望，瑞士人邓玉函，西班牙人庞迪我等。

这些传教士在中国传播西方天文、数学、地理等科学技术知识。对于当时中国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起了一定的促进作用，对于中国士大夫阶层中的少数先进分子，起了一种唤醒的作用。对中西交流作出了重要贡献，传教士把在中国所经历的写到西方去，引起西方巨大的反响，对日本和朝鲜半岛上的国家认识西方文明也产生了重要影响。

万历二十四年（1596年），时任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一世写了一封亲笔信，派使者约翰·纽伯莱带给明朝万历皇帝，信中表达了英中两国更好开展贸易往来的愿望。可惜的是，约翰·纽伯莱在途中遭遇不幸，虽然信件没有丢失，但却成了伊丽莎白一世的终身遗憾。此后，信件被英国国家博物馆收藏。

有一次明穆宗在宫中骑马驰骋，朱翊钧拦住马对明穆宗说道：“父皇是天下的共主，万一出了闪失，如何向天下交代呢？”明穆宗听到这番话，赶紧下马，抱起朱翊钧走入宫中。

神宗登基之初，就以他高贵的仪表给了臣僚们以深刻的印象。他的声音发自丹田，深沉有力，并有余音袅袅。从各种迹象看来，他确实是一个早熟的君主。他自己说过他在5岁时就能够读书，按中国旧时的计算方法，那时他的实足年龄仅在3岁至4岁之间。巴力尽管如此，在他御字之初，由于年龄太小，临朝时还需要在衣袖里抽出一张别人事先为他书写好的纸片，边看边答复各个官员的呈奏请示。他自然不能完全明白纸片上所写答语的含义，而只是一个尚未成年的儿童在简单地履行皇帝的职责。

慈圣皇太后与太监冯保都喜欢书法。所以，朱翊钧很小的时候书法就极为工整。冯保在宫中，被皇帝称作“伴伴”、“大伴”，小皇帝对于冯保非常畏惧。每次小皇帝与小太监玩的时候，看到冯保来了，就正襟危坐说：“大伴来了。”冯保的职责不但是对皇帝实行 一般的教育，有时还要代皇帝朱批。因此，他与张居正之间的联系要紧密一些。实际上，正因为内有冯保，外有张居正，万历初年的新政才能顺利地推行。张居正对于朱翊钧的辅导和关怀无微不至，他为皇帝安排了详尽的视朝和讲读的日程表。大至朝廷用人之道，小至宫中的一些小节，张居正都要细细地与皇帝说。

张居正身为辅臣，又是神宗的老师，自然有很大的权力，神宗对居正也是毕恭毕敬，言听计从。史载“帝虚以委居正，居正亦慨然以天下为己任，中外想望风采。”张居正所说所请，神宗大多称善，并一一批准，就连神宗自己都说：“卿平日所言，朕无一不从。”甚至慈圣太后决定的事，张居正觉得不可行，神宗也要按张居正的意思说服太后然后行之。

神宗对张居正的请求不仅能从之，而且对弹劾张居正的官员皆给予申饬#贬黜，万历四年春正月，“御史刘台劾大学士张居正专擅威福，如逐大学士高拱，私赠成国公朱希忠王爵，引用张四维、张翰为党，斥逐言官余懋学、傅应桢，罔上行私，横黩无厌。居正甚怒，见上辞政，曰：臣之所处者，危地也。言者以为擅作威福，而臣之所行，正威福也。将巽顺以悦下耶？则负国。竭公以事上耶？无以逃端擅之讥。伏地不肯起。上下御座，手掖之曰：先生起，朕当则台以谢先生！诏下台狱，杖之百，远戍之。”可见，神宗对张居正呵护有加。

自从张居正去世以后，万历脱出了翰林学士的羁绊；而自从他成为父亲以来，慈圣太后也不再干预他的生活。但是，皇帝在这个时候确实已经成年了，他已经不再有兴趣和小宦官去胡闹，他变成了一个喜欢读书的人。他命令大学士把本朝祖宗的“实录”抄出副本供他阅读，又命令宦官在北京城内收买新出版的各种书籍，包括诗歌、论议、医药、剧本、小说等各个方面。

朱翊钧是明代历史中在位最久的皇帝。明代历史中以万历纪元的时间，持续将近48年之久。明神宗在位期间，前十年奋发图强，中间十年由勤变懒，最后近三十年“万事不理”。他的主要特征，是贪酒、贪色、贪财而又贪权，始终“魁柄独持”，可谓操权有术，从这一点说，他不是一个庸人之辈。但他又缺乏明太祖、明成祖那样的雄才大略。他即位于十六世纪七十年代初，终于十七世纪二十年代。当时，正是整个世界处于翻天覆地的大变动时期。中国封建社会也已经发展到晚期，“天崩地裂”，新的生产关系开始萌芽，生产力有了巨大发展，也同样处于由古代社会向着近代社会转型的剧变前夜。在这个历史的大变动中，由于几千年中国封建制度的顽症根深蒂固，加上他沉溺酒色、财货的心理病态，非但未能使中国跟上世界新潮流，迎来新时代的曙光，相反在他的手里把明朝推向绝境，加快了其终结的历史进程。

《明史》：①神宗冲龄践阼，江陵秉政，综核名实，国势几于富强。继乃因循牵制，晏处深宫，纲纪废弛，君臣否隔。于是小人好权趋利者驰骛追逐，与名节之士为仇雠，门户纷然角立。驯至悊、愍，邪党滋蔓。在廷正类无深识远虑以折其机牙，而不胜忿激，交相攻讦。以致人主蓄疑，贤奸杂用，溃败决裂，不可振救。故论者谓明之亡，实亡于神宗，岂不谅欤。②“论者谓：明之亡，实亡于神宗。”

当时的朝鲜使臣对神宗评价颇高，许篈这样称赞万历皇帝：今日臣等望见天威甚迩，龙颜壮大，语声铿锵。朝鲜使臣对万历皇帝执政前期的勤政是极为称道的：因闻皇上讲学之勤，三六九日，则无不视朝，其余日则虽寒暑之极，不辍经筵。四书则方讲孟子，纲目至于唐纪，日出坐殿，则讲官立讲。讲迄，各陈时务。又书额字，书敬畏二字以赐阁老，又以责难陈善四字，赐经筵官，以正己率属四字，赐六部尚书，虚心好问，而 圣学日进于高明。下怀尽达，而庶政无不修，至午乃罢，仍赐宴于讲臣，宠礼优渥云。呜呼！圣年才至十二，而君德已著如此。若于后日长进不已，则四海万姓之得受其福者。

沈德符评价万历皇帝少年的聪颖好学：昔英宗御极亦在幼冲，初不闻三杨诸公有此朝夕纳诲，遂使王振得盗国柄，几危宗社。则主上早岁励精，真可只千古矣。

当时的礼部尚书冯琦在奏折中评价万历皇帝执政后期的怠政：而方春秋鼎盛，正际中天之运。……此盛壮之年，正是理乱之会，若不将大小政务整顿一番，中外人心收拾一番，日复一日，盛年渐往，蛊惑益深，即欲挽不返之势于倦勤之余，亦无及矣。夫朝政未肃者，病在人情之惰，吏治未清者，病在士风之贪，君臣上下之睽者，病在行迹之疑，而其要在于服人心。陛下奈何以二百年固结之人心，一朝令其涣散至此乎？古称成汤改过不吝，非是圣人无过，惟圣人乃能改过耳。汉武帝垂老而悔，唐德宗经乱而悔，千古更有何人？以圣主当盛年，一日不悔即汉唐，一日悔即尧舜。章疏可一日发，缺官可一日补，百姓所不便者可一日罢也。陛下何惮一日之发，不以成万世之业，立万世之名乎？

户科给事中田大益曾忍无可忍地批评万历帝：“以金钱珠玉为命脉。”

朝鲜使臣李恒福曾评价神宗的穷奢极欲：穷极侈靡，以龙脑沉檀屑杂以椒末涂屋壁，又督珠市，尽纳其珠，择其大颗，络为障子。又遣太监采珠于外，南方贡以珠，其重四两，天下所贡无于此。此外大者不过三四钱，取之不遗余力，长安市上龙脑。

民国历史学家白寿彝评价：明神宗在位四十八年，前十年奋发图强，中间十年由勤变懒，最后近三十年“万事不理”。他的主要特征，是贪酒、贪色、贪财而又贪权，始终“魁柄独持”，可谓操权有术，从这一点说，他不是一个庸人之辈。但他又缺乏明太祖、明成祖那样的雄才大略。

著名历史学家范文澜评价：神宗亲政以后，独揽大权，怠于政事而耽于享乐，日益挥霍侈靡，不知遏止。

历史学家黄仁宇评价：总的来说，万历即位以后的第一个十年，即从1572年到1582年，为本朝百事转苏、欣欣向荣的十年。北方的“虏患”已不再发生，东南的倭患也已绝迹。承平日久，国家的府库随之而日见充实。

当年明月评价：刚满二十岁的他踌躇满志，虽然他不喜欢张居正，却继承了这位老师的志向。自从正式执政以来，一直勤奋工作，日夜不息，他似乎要用行动证明，凭着自己的努力，也能够治理好这个国家，至少比那个人强。

许文继、陈时龙评价：神宗朱翊钧是明代历史中统治最久的皇帝。他的一生可以分成三个阶段：10岁到20岁，他只是一个象征性的权威，凡事依大学士张居正而行；20岁以后，他开始亲政，有一段时间勤于政务；后期怠于政事，酒色财气，醉生梦死。

王宏钧：万历前十年，大学士张居正辅助神宗处理政事，更张祖制，社会经济发展较好。神宗20岁时，张居正逝世，朱翊钧开始亲政，有一段时间勤于政务，主持“万历三大征”，巩固了汉家疆土。后期罢朝近30年。在这一时期内，江南一带的商品经济高度发达，出现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但是阶级矛盾也日益加剧，文官集团的党争使得政治日益腐败黑暗，东北的女真趁虚兴起，因而种下了明朝灭亡的祸根。

崔瑞德《剑桥中国明代史》：万历皇帝聪明而敏锐；他自称早慧似乎是有根据的。他博览群书；甚至在他最后的日子里，在他已深居宫廷几十年，并已完全和他的官吏们疏远了时，按照他时代的标准，他仍然博闻广识。

祖父：世宗肃皇帝朱厚熜。

祖母：（追尊）孝恪皇后杜氏。

父亲：明穆宗朱载垕。

生母：李贵妃，李彩凤，神宗即位，尊称慈圣皇太后。死后谥曰“孝定贞纯钦仁端肃弼天祚圣皇太后”。

长兄：朱翊釴，早亡。

次兄：朱翊钤，早亡。

四弟：朱翊镠，封潞王，与神宗同母。

孝端显皇后王氏（1564年—1620年）：神宗原配，名王喜姐，谥孝端贞恪庄惠仁明媲天毓圣显皇后。

孝靖皇后王氏（1565年—1611年）：谥温肃端靖纯懿皇贵妃。

郑贵妃（1565—1630年），崇祯三年（1630年）七月薨，谥曰恭恪惠荣和靖皇贵妃。

李贵妃（？—1597年），即李敬妃，万历二十五年（1597年）三月二十一日病薨。

刘昭妃（1557年—1642年），万历六年选美入宫的三人之一。

杨宜妃（？—1581年），万历六年选美入宫的三人之一。

周端妃，万历十年（1582年）选美入宫的“九嫔”之一。

荣妃王氏（？—1591年），万历十年（1582年）选美入宫的“九嫔”之一。

顺妃常氏（？—1594年），原是宫女，万历十一年封顺妃。

顺妃李氏（？—1623年），万历三十二年（1604年）八月册封顺妃。

德妃许氏（？—1602年），万历十四年册封为德妃，无出。

王僖妃（？—1589年），本为低级妃嫔，无出。

李德嫔（1567年—1628年）“九嫔”之一。河南开封府祥符县人，生有四位公主。

魏慎嫔（1567年—1606年）“九嫔”之一。大名府魏县人，父锦衣卫正千户魏承志。

邵敬嫔（？—1606年）“九嫔”之一。直隶扬州府泰州人，父锦衣卫正千户邵名。

张顺嫔（1567年—1588年）“九嫔”之一。河南开封府大康县人，父张榛授锦衣卫正千户。

梁和嫔（1562年—1643年）“九嫔”之一。河南归德府人，父锦衣卫正千户梁慎。

李荣嫔（1568年—1626年）“九嫔”之一。河南开封府祥符县人，父李山授锦衣卫衣左所正千户。

耿悼嫔（1568年—1589年）估计是宫女进封的。直隶保定府安肃县人，父耿大享，母王氏。

长子朱常洛，明光宗，母孝靖皇后王氏。

次子朱常溆，邠哀王，母郑皇贵妃（一说为常顺妃），甫生即死。

三子朱常洵，福忠王，母郑皇贵妃。

四子朱常治，沅怀王，母郑皇贵妃，早夭。

五子朱常浩，瑞王，母周端妃。

六子朱常润，惠王，母李皇贵妃。

七子朱常瀛，桂端王，母李皇贵妃。

八子朱常溥，永思王，母李顺妃，早夭。

长女荣昌公主朱轩媖，神宗第一女，母孝端皇后王喜姐。

次女云和公主朱轩姝，神宗第二女，母郑皇贵妃。

三女静乐公主朱轩妫，神宗第三女，母荣妃。

四女云梦公主朱轩嫄，神宗第四女，母孝靖皇后王氏。

五女仙居公主朱轩姞，神宗第五女，母李德嫔。

六女灵丘公主朱轩姚，神宗第六女，母郑皇贵妃（一说为李德嫔）。

七女寿宁公主朱轩媁，神宗第七女，母郑皇贵妃，二十七年下嫁冉兴让。

八女泰顺公主朱轩姬，神宗第八女，母李德嫔。

九女香山公主朱轩嬁，神宗第九女，母李德嫔，

十女天台公主朱轩媺，神宗第十女，母李顺妃。

《明史·卷二十·本纪第二十》

《明史·卷二十一·本纪第二十一》

《明实录·神宗卷》

清人认为明朝的灭亡，万历帝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而后世史学家也认为正是由于万历帝的怠政，才导致明朝灭亡。

而万历不上朝，其背后还有强大的文官集团在共同处理朝政，国家机器依然在正常运转。当然，万历他的身体很差是他懒惰原因。考古工作者发掘埋葬万历的墓穴发现，“无论是棺内万历右腿蜷曲的痛苦形状，还是尸骨复原后，右腿明显比左腿短的情形，都足以说明这位皇帝生前确实患有严重的足疾。”而万历帝对大臣的指责他也解释说自己身体不好。

这样的身体条件，严重地妨碍到了他出席各项活动，他也就因此背负上了“怠政”的恶名。

明定陵位于北京昌平区，地面建筑的总布局，呈前方后圆形，含有中国古代哲学观念“天圆地方”的象征意义。定陵早在万历帝生前就开始营建，万历十二年（1584年）开工，历时6年方完成，耗银八百万两。陵墓建成时皇帝只有28岁，直到1620年才正式启用，该陵墓整整闲置达30年之久。

定陵成为十三陵中最大的三座陵园之一。它的地面建筑共占18万平方米，前有宽阔院落三进，后有高大宝城一座。陵正门前方是三卒汉白玉石桥。过了桥是高大的碑亭。亭周围有祠祭署、宰牲亭、定陵监等建筑物300多间。再往后就是陵园最外面的围墙—外罗城（围墙外的围墙）。

1958年，在夏鼐亲自指导下进行的明定陵发掘，历时两年多顺利结束。定陵是新中国第一座经国务院批准，有计划、有组织、主动发掘的帝王陵墓，出土了大量珍贵的丝织品、玉器、金器等文物。然而，由于技术水平落后，无数奇珍异宝无法保存，发掘的丝织品变硬腐化，三口金丝楠木精制而成的巨大红漆棺椁以及万历帝后的尸骨也在“文革”前后被红卫兵和革命干部遗弃及毁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