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华

皇帝制曰：朕祇举丕图，究惟化理，欲追三代以底雍熙，不可不求定论焉。夫三代之王天下，必有纪纲法度，然后可以治。而议者乃谓三代之治，在道不在法，岂法无所用乎？

圣王立法必有名以表实，然后可以传远。而议者乃谓三代之法，贵实不贵名，岂名非所先乎？治不在法，则继以仁政之说似戾，法不贵名，则必也正名之说似迂，二者将何所从也？

嗣是称治者，莫过于汉唐宋。汉大纲正，于父子君臣之道盖得矣，而其治何以不能继夫周？七制之君，知重道者孰优乎？唐万目举，如田斌兵刑之法近实矣，而其治何以不相远于汉，三宗之内，能守法者孰贤否？至宋则大纲正，万目未尽举，似于唐不及，又谓其家法有远过汉唐，足以致太平者八事，而并指其君之贤。其说又何所据也？夫法不徒行，名不苟立，古之人必有处乎此者，而后世获效之不同如彼，何也？

兹朕于道必欲采其精微之蕴，于法必欲参其制作之详，于所谓名与实者，必欲考求三代之所以相须而治，汉唐宋之所以不相须而治、不古若者，庶几取舍明，而跻世雍熙可期也。诸生学古通今，出膺时用，必审知之矣。其各殚心以对，毋略毋泛，朕将采而行焉。

臣对：臣闻人君之治天下，有体焉，有用焉。体者何？道是也。用者何？法是也。道原于天而不可易，所以根抵乎法者也。法因乎时而制其宜，所以品节乎道者也。道立而法未备，则民生未遂，民患未除，未足以言治。法具而道有未立，则纲常沦斁，风俗颓靡，文奚足以为治哉？故善为治者，不徒恃乎法以制天下之人，要必本于道；而善为法者，不徒徇乎名以诬天下之人，要必求其实焉。夏、商、周之所以致天下于大治者，以其有得乎此也。汉、唐、宋之所以治不古若者，以其胥失乎此也。然则今日欲究化理而求定论，亦惟遵三王之道，行三王之法，务使全体大用之毕举，而陋汉、唐、宋于不为可也。岂必外此而他求哉？《书》曰：鉴于先王成宪，其求无愆。此之谓也。

钦惟皇帝陛下，睿智聪明，根于天性，宽仁庄敬，见于躬行。丕承一祖四宗之鸿图，默契二帝三王之心学，涵养深而天理明，历阅久而世故熟。是以十有八年之间，圣德日新，治效日隆，诚可谓大有为之君，不世出之主也。然犹不自满假，乃于万几之暇，廷集诸生，诹咨治道，且欲求一定之论，以追三代之隆。臣有以知陛下是心，其即古帝王好问好察谋及士庶之心也。臣以草茅之微，获与诸生之列，仰承明诏，敢不俯竭愚忠，茂明大对，以少裨万分之一乎？臣窃惟治之体本于道，治之用存乎法，法之行必有其名，而名之立必有其实。人君所以持一定之论，而致雍熙之治者，端在于斯矣。且道莫大于纲常，法莫大于田斌兵刑。三纲不正，不足以言道：四事不举，不足以语法。臣请先以家喻之。今有矩室焉，父慈而子孝，夫义而妇听，其家道正矣。然而耕耨失其时，收敛无其术，仰不足以事父母，俯不足以畜妻子，或门庭之寇不能御，或奴隶之肆无所惩，如此而谓之家齐，不可也。其或家给人足，令行禁止，而父子夫妇之间或有所歉，如此而谓之家齐，不可也。又或事事而为之名，以耸人之观听，而求其实，则泯然无迹之可举，如此而谓之家齐，可乎？

家之于天下，势不同而理同。道也法也，实也名也，诚可相有而不可相无也。昔者三代之王天下，盖有法以辅其治，非专恃乎法也。盖有名以表其实，非徒狥乎名也。臣请略举其概。如咸则三壤以制井田，差为九等以定贡赋，六师以征不序，三千而有赎条，此有夏治天下之法也。八家各授一区以为私田，八家同养公田以给赋税，设六军之制，制风愆之刑，此有商治天下之法也。详之为井牧沟洫，而田有所分，纤之为九府圜法，而赋有所统，司马掌九伐之法以正邦国，司寇掌五刑之制以纠为民，非成周治天下之法乎？其制田赋也，实足以裕民而足国：其制兵刑也，实足以御乱而禁奸：岂徒为虚名而已哉！ 矧禹之治，本于只台德先，而率由典常，则其法有道以为之体，故能文命诞敷，以臻声教四被之治。汤之治，本于克宽克仁，而肇修人纪，则其法有道以为之体，故能表正万邦，以成兆民允怀之治。文王纯亦不己，而兹迪彝教，武王建其有极，而欢民五教，则周之法亦有道以为之体，此所以致有夏修和，四海永清之治也。宋儒罗从彦谓：“三代之治在道不在法，三代之法贵实不贵名。”盖言法之不可以离道，名之不可以失实耳。夫岂谓法无所用.而名非所先乎？三代而后，称善治者，英过于汉唐宋，若秦隋五季之流，皆无足齿矣。汉高祖用三老之言而发义帝之丧，赦季布之罪而截丁公之叛，则君臣之义以明：因家令之言而葬礼太公，高四皓之名而割爱衽席，则父子之伦无失。是大纲正而道得其概矣。惜乎规模虽宏远，而多袭赢秦之旧，《诗》、《书》之不事，而未脱马上之习。故其时去成周虽未宏远，而田赋兵刑之类，多缺典矣。果能如三代之制，道法兼资者乎？汉有天下，历年四百。高祖而下，若文帝之躬修玄默，武帝之雄才大略，宣帝之信赏必罚，光武之沉几先物，明帝之遵守成宪，章帝之宽厚长者，亦皆一世之贤君。王通取之为七制，宜矣。然以重道言之，则圣贤大学之道，概乎其未之有闻，臣未敢必其为孰优。此汉之治所以止于汉也。

唐太宗制口分世业之田，租庸调之法，仿佛乎先王田赋之遗意；定上中下府兵之制，五覆奏三讯之刑，依稀乎先王兵刑之旧规。是万目举而法近乎实矣。惜乎制度虽益详，而不能自身推之于家；纪纲虽益密，而不能自家达之于国。故其法视两汉虽若过之，而父了君臣之间，多惭德矣。果能如三代之法，名实相须者乎？唐有天下，传世二十。太宗而后，若玄宗之削平内难，励精政事，几致太平；宪宗之刚明果断，能用忠谋，克除僭叛，亦皆继世之令主。史臣取之为三宗，当矣。然以守法言之，则二帝三王之法，邈乎其未之能及，臣未敢必其为孰贤。此唐之治，所以止于唐也。

逮宋室之兴，太祖开基，事周后如母，爱少帝如子；鞭朴不施于殿陛，骂辱不及于公卿；慈闱一言，载在金匮，舍子立弟，付托得人，其大纲可谓正矣。但其兵虽有三衙四厢之制，而不足以御外侮；刑虽有折杖常刑之典，而不足以禁奸吏；天下之田，虽二十税一，而未能合乎井牧沟洫之制；役民之法，虽因乎唐制，而未若租庸调法之详，其万目则未尽举也。夫大纲虽正万目未举，似于唐不及也。而其家法之善，则有过于汉唐者焉。吕大防尝言：“前代人主，朝见母后有时，祖宗以来，朝夕皆见，此事亲之法也。前代大长公主，以臣妾之礼见，仁宗以侄事姑，此事长之法也。前代官闱多不肃，本朝宫禁严密，此治内之法也。前代外戚多预政事，本朝不许与事，此待外戚之法也。前代宫室多尚华侈，本朝宫殿止用赤白，此尚俭之法也。前代人主在宫禁，出舆入晕辇，祖宗步自内庭，出御后殿，此勤身之法也。前代人主在禁中，冠服苟简，祖宗以来，燕居必以礼，此尚礼之法也。前代多深于用刑，惟本朝臣下有罪，止于罢黜，此宽仁之法也。”凡此八事，信乎家法之过于汉唐矣。太祖而下，如太宗之恭俭好文，真宗之宽仁慈爱，仁宗之力行恭俭，英宗之优礼大臣，庶几其贤者欤！借其仁厚有余，而刚断不足。此宋之治，亦止于宋而已。

夫法非自行，必本于道而后行；名非自立，必有其实而后立。古之人皆有以处乎此？而后世获效之不古若，岂非以其或有体而无用。或有用而无体欤？

洪惟我朝太祖高皇帝，创业垂统，用夏变夷，大诰申明五常之义，律令详著万法之条，养民有田，足国有赋，御暴有兵，禁奸有刑，大纲毕正，万目具举。其弘谟丕范，诚是以超越三王，垂示万世矣。列圣相承，重光继照。至于陛下，祖述宪章，克笃前烈，大孝尊亲，上隆欢于慈极；彝伦故叙，下疏爱于天潢。分田赋民，惟祖宗之成宪是遵；练兵用刑，惟祖宗之旧典是式。总万善于一身，光百王于千载。‘其于道法兼资之要，名实相须之义，固已洞烛于渊衷矣。然于道欲探其精微之蕴，于法欲参其制作之详，于所谓名与实者，欲考求三代之所以相须而治，后世之所以不须而治不古若者。臣以为此无他，在陛下一心转移间耳。盖人之一心，至虚至灵，所以具众理者在是，所以应万事者在是。但为气禀所拘，物欲所蔽，其全体大用，始有不明矣。陛下诚能先明诸心，复其本然之正，去其外诱之私，不为后世驳杂之政所牵滞，不为流俗因循之论所迁惑，则于道也，必能探求其精微，而见于日用彝伦之间，莫不各有以尽其当然不易之则矣。于法也，必能参详其制作，而形于纪纲法度之际，莫不皆有以成其巍然广大之业矣。至于考求其名实，则知夏商周之精详，非若汉唐宋之阔略，而其得失之际，又岂待辨而明哉！程子曰：“必有关睢麟趾之意，然后可以行周官之法度。”是知道与法必兼资而后可以言乎治。孔子曰：“君子名之可言。”是知名与实必相须而后可以传诸远。然则，道与法兼资，名与实相须，孰谓不在陛下方寸间耶？

虽然，人君之治固本于一心，而正心之要，尤在于意诚。《大学》曰：“欲正其心，先诚其意。”使意有不诚，则无以正其心而推于治矣。臣愿陛下穷理以致其知，存诚以立其本，而凡一念将发之顷，必察其天理人欲之几。天理耶，必循之而造其极；人欲耶，必遇之而绝其根。大廷广众之中，固此诚也。深宫燕闲之地，亦此诚也。念念相承，无少间断。则一理浑融，万几密勿，将见体用兼全，本末日举。陛下今日之治道，与三王同一道心之精微；陛下今日之治法，与三王同一时中之妙用；而盛治之效，亦将与三代比隆矣。区区汉唐宋之治，何足言哉!

昔宋儒朱熹入对，有戒其勿以正心诚意之说进者。熹曰：“吾平生所学，在此四字，岂敢隐默以欺吾君。”臣尝诵此以自箴警。今承明诏，故于篇终直举所得于学者以为献。亦何敢负所学以欺吾后父耶？臣不胜惓惓之至，伏惟陛下留神察焉。则天下幸甚，万世幸甚。臣谨对。

王华、王阳明父子故居位于余姚城区龙泉山北麓、阳明西路以北的武胜门西侧，即余姚寿山堂。现存王阳明故居并非明代故居，乃是后世寿山堂基础上进行重修的。

王华、王阳明父子故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