良渚文化遗址

良渚文化遗址

良渚文化遗址位于杭州城北18公里处杭州市余杭区良渚街道。因发现于浙江杭州市余杭区良渚街道，於1959年依照考古惯例按发现地点良渚命名，是为

2012年良渚遗址被列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预备名单》，良渚申遗迈入倒计时。

2013年4月9日，在杭州园林文物局对申遗工作的部署中明确，良渚遗址要争取获得的资格。

2018年，将申报世界文化遗产。

良渚文化是我国长江下游太湖流域一支重要的古文明，是

出土玉器

良渚文化遗址出土的石器有镰、镞、矛、穿孔斧、穿孔刀等，磨制精致，特别是石犁和耘田器的使用，说明当时已进入犁耕阶段。出土的陶器，以泥质灰胎磨光黑皮陶最具特色，采用轮制，器形规则，圈足器居多，用镂孔、竹节纹、弦纹装饰，也有彩绘。玉器发现很多，有璧、琮、璜、环、珠等，大部分出土于墓葬中。与良渚遗址同类型的遗址，在长江下游的苏南，直至钱塘江以北的平原地区，分布较广，据战国古籍《

民居遗迹

良渚文化居民过着较稳固的定居生活。在钱山漾遗址发现3座的民居遗址。其中一座东西长约2.5米，南北宽约1.9米，木桩按东西向排列，正中有一根长木，似起“檩脊”的作用，其上盖有几层竹席。另一座只在东边保存下一排密集而整齐的木桩，上面盖有大幅的芦席和竹席。在吴县澄湖还发现一批土井，井底遗有多件陶器和石斧。昆山太史淀的水井还有木构井圈，系用4～5块长约2米的弧形木板凿孔连接而成。

墓葬遗址

墓葬遗址

各地共发现墓葬数十座，墓坑呈长方形，以头向南的仰身直肢葬为主。有大、小墓之分。

1、小墓

在浙江海宁、嘉兴、平湖和余杭等地发现的小墓，随葬陶器的质量一般远逊于实用品，有的小墓用猪下颚骨或穿孔石斧和大型玉璧随葬。

2、大墓

大型墓不仅墓坑规模较大，而且随葬器物数量多，质量也高。如草鞋山198号墓，东西1.7米，南北4米，有60多件随葬器物，其中有5件玉琮、2件玉璧以及镯、管、珠、锥形饰、穿孔斧等共30多件玉器。

福泉山遗址6号墓虽遭破坏，仍遗有玉、石、牙、陶器119件，其中玉琮5件，玉璧4件。寺墩3号墓随葬玉琮、玉璧多达57件。用如此大量玉器随葬，这是以往所没有的，在良渚文化中也属特殊现象，有人把这种现象称为“玉敛葬”。

张陵山遗址的一座墓葬，随葬陶、玉、石器共40多件，其中以兽面纹的玉琮和玉瑗、玉蝉等较为突出，在墓主人脚下，与随葬陶器一起还发现3个人头骨，有人认为其身份应是奴隶。

该古城遗址位于良渚遗址核心区的莫角山一带，东西长约1500~1700米，南北长约1800~1900米，总面积达290万平方米。从出土的陶片和器物判断，良渚古城使用的下限，不晚于良渚文化晚期。

作为文明初期最重要的人类聚落形式，城墙意味着社会组织从自然村落迈入了等级社会。良渚古城的发现，改变了良渚文化文明曙光初露的原有认识，标志5000年前的良渚文化时期已经进入了成熟的史前文明发展阶段。

稻作文化遗迹

良渚并非现知最早发现稻米的文化遗存。在更早的河姆渡文化中就已发现过稻米的遗迹。而在良渚文化的稻米中，考古人员已经可以区分出籼稻和粳稻的不同。良种的驯化和培育，加之湿润温和的气候，使得规模庞大的古国获得了稳定的食物供应。与北方的粟作农业相比，稻作无疑需要更加繁细的耕作管理技术，这从另一个侧面证明了良渚文化社会组织的复杂性。

考古研究取得突破性的进展，表现文化的交流和联合

1936年11月3日，施昕更首先发掘良渚遗址。王宁远介绍，2007年良渚古城的发现和确认，标志着良渚遗址进入都邑考古新阶段。近10年来，良渚遗址的考古工作不断取得突破。

2009年—2012年发现和确认良渚古城外郭城，通过大规模勘探和地理信息系统分析以及解剖发掘，证实古城外部存在一个由扁担山、和尚地、里山、高村、卞家山、杨家村、文家山等条形人工高地构成的外郭城，证实良渚古城由内而外具有宫城、内城、外郭的完整结构，是中国古代都城三重结构的滥觞。2009年—2015年发现和确认良渚古城外围水利系统，并获评2015年“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近年来，考古工作者对古城外部近郊区域进行全面勘探，对良渚古城内部结构与功能区的认识不断深入，通过勘探和发掘，确认良渚古城内的河道水网体系，以及宫殿区、王陵区、仓储区和作坊区的功能布局。结合对古城周围的专项钻探调查，证实良渚古城的外郭城以内没有稻田，城内居民主要是贵族和从事各类玉器、石器、漆木器、骨器等制作的各类手工业者，证实良渚古城具有明确的城市功能，良渚时代产生了明确的城乡分野。

通过系统的碳十四年代学测定，考古工作者结合地层学、类型学等手段，对良渚古城系统的营建和使用年代有了基本了解，证实良渚古城各子系统中，最早营建水利设施和莫角山宫殿、反山王陵、瑶山祭坛等，其次营建内城墙，最后营建外郭城的基本顺序，为良渚古城及水利系统的规划、设计和建设的研究提供了资料。

从上世纪30年代算起，浙江良渚遗址发掘已历经80多年。随着良渚考古工作的不断深入和发展，良渚遗址的保护也从对墓葬的认识扩展到对遗址整体价值的认识，从对器物的认识扩展到对史前文明社会价值的认识。良渚遗址考古的意义，更在于将遗址保护与当地人生活相融合，将遗址价值传递给更多人。

良渚遗址拥有水利系统、分等级墓葬、祭坛、以玉器为代表的礼器，遗存类型丰富、遗址格局完整，成为中华五千年文明史的实证。

良渚遗址的价值也得到了世界的关注。世界权威考古学家、剑桥大学麦克唐纳考古研究所高级研究员科林·伦福儒认为，“中国新石器时代是被远远低估的时代。良渚遗址出土的玉琮、玉璧带有明显的象征意义，表现出一种文化的交流和联合，是具有共同观念的文化联合体形成的标志，很大程度反映了当时社会的复杂程度和阶级制度，已经达到了‘国家’的标准”。

良渚文化遗址保护

良渚遗址最早被发现于1936年，当时西湖博物馆的工作人员施昕更在良渚一带最早进行了的具有现代意义的田野考古发掘，出土的陶器中有引人注目的黑陶，当时被认为与山东龙山文化类似。随后，黑陶、磨光石器和精致玉器为代表的新石器文化遗存在环太湖流域不断被发现，与龙山文化的差异也逐渐明显。

1959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院，考古学家夏鼐依照考古惯例按发现地点良渚命名。

1961年，浙江省人民委员会公布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名单，良渚遗址位列其中。

1986年，良渚反山遗址被发现，发掘出11座大型墓葬，有陶器、石器、象牙及嵌玉漆器1200多件。此后至2007年，良渚文化遗址从40多处增加到135处，有村落、墓地、祭坛等各种遗存。

1987年，余杭县文物管理委员会设立良渚遗址管理所。

1994年，良渚遗址被列入中国政府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申报世界遗产的预备清单。

1996年，被中国国务院列入第四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名单。

2007年11月29日，浙江省文物局宣布，一座290多万平方米的5000年前的古城在良渚遗址的核心区域被发现，良渚古城遗址成为当时所发现的同时代中国最大的城址遗址。

2012年，良渚遗址被国家文物局列入更新的《中国世界文化遗产预备名单》。良渚申遗进入倒计时,争取2018年申报世界文化遗产。

良渚有着天然的优势，它的真实性，它的原汁原味。

目前，良渚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的一期工程已经完工，建成并开放了良渚博物院和美丽洲公园。

良渚国家遗址公园二期工程也结合申遗工作，开始动工。现在正在对周围的民居和企业进行搬迁。三期展示工程于2014年动工。

如何处理好遗址保护和利益相关方的关系，更是遗址保护的重中之重。“良渚遗址保护坚持共建共享原则，坚持遗产保护的工作让老百姓支持，遗产保护的成果让原住民共享，准确把握遗址区内的原住民和遗址区外的社会民众两类人群的不同心态、不同感受，因人制宜、分类施策，通过利益、情感和价值纽带的串接串联，夯实遗产保护的民意基础。”浙江省文物局副局长郑建华说，对于利益相关者，在全国率先探索建立大遗址保护补偿机制，杭州市和余杭区两级财政每年预算安排1000万元，对因文物保护受到损失的农民、村集体和企事业单位进行经济补偿;开展遗址区内村社文物保护工作实绩考核，采取“以奖代补”、转移支付的方式，支持遗址所在地开展美丽乡村建设、村级集体经济发展和社会民生事业改善，增强原住民的“获得感”“幸福感”，激发原住民保护遗址的热情。对于外围的社会公众，搭建“一展一会一营一教材”的四个宣传教育平台，弘扬传统文化，凝聚社会共识。

据介绍，“一展”是指良渚文明展，由良渚博物院每年组织办展，为人们了解良渚文明架起桥梁;“一会”是指中华玉文化中心年会，每两年举行一次，围绕各地玉文化交流办展览、出论文，至今已历5届;“一营”是指由良渚博物院联合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面向全国中学生每年举办的考古夏令营，帮助青年学生提升遗产保护意识;“一教材”是指良渚文化进教材。郑建华说，《良渚文化》拓展型地方课程教材，列入余杭区中小学日常教学课程，增强青少年乡土文化自豪感。良渚文化被列入新版全国统编《中国历史》教科书。经过多年持续不懈的努力，良渚遗址实现了从“要我保护”到“我要保护”的转变，共保共享、人人有责的保护理念深入人心。

李新芳说，良渚遗址这些年来的考古发掘和研究工作，经历了考古学方法和理念的进步和变化，从对墓葬的认识扩展到对遗址整体价值的认识，从对以玉器为核心的出土器物的认识扩展到对史前文明社会价值的认识，还原当时历史、人们生产生活状态。良渚文明的确认丰富充实了世界早期文明的内容。希望通过良渚遗址的考古研究和多学科国际化合作，为世界早期文明的研究提供新的材料，并将遗址价值传播传递给更多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