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仰松

20世纪90年代，李先生已到了花甲之年，他不顾年高，在民族考古研究的道路上仍在奋勇拼搏。这一时期他的研究工作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

一是对于以前研究过的问题，随着新材料的不断发现，将这些问题不断加以深化和修改：其中如我国古代制陶术的研究，整合50年代对云南西盟佤族，80年代对云南丽江、独龙江地区的纳西族、僳僳族、独龙族和90年代对海南五指山区黎族有关制陶的调查材料，参阅国内外制陶工艺的其他研究成果，并结合我国新石器时代出土的有关制陶原料、陶器纹饰、制陶工具、陶坯工艺、焙烧技术等方面的情况，对原始制陶工艺及演递过程，在个案研究的基础上进行系统总结，撰写出《原始制陶工艺的研究》。它不仅是一篇古代制陶工艺的总结性论述文章，也是李先生运用民族考古学从事学术研究的又一具体演示。

再如李先生对谷物酿酒起源的研究，早在60年代初，他曾运用当时的考古材料，将我国谷物酿酒起始年代定在仰韶文化时期自70年代末，由于裴李岗文化等比仰韶文化更早的考占学文化的发现，在这些考古学文化中又发现不少与酿酒有关的考古新资料，李先生敢于打破自己原有的观点，将考古发掘材料和民族志有关材料相类比。经过分析、多角度验证和推理演绎从而得出谷物酿酒起源于新石器早期的结论。

李仰松先生对岩画的研究，到了90年代也进入综合研究阶段，他先后写出《内蒙古、宁夏岩画生殖巫术析》，和《中国岩画探秘》等文，对中国境内不同地区不同风格和传统的岩画从宏观角度进行综合研究，尝试将民族考古学的方法运用于岩画学研究，为岩画学研究开辟出一条崭新的途径。

90年代李先生除开展民族考古学的专题研究之外，同时也致力于整个民族考古学研究体系和该学科方法论的完善，这便是他于90年代所主攻的另一条主要战线。1998年李仰松先生的论文集—《民族考古学论文集》正式出版发行了。在这本著作的序言当中，李先生还就中国民族考古学的一般性问题，做了全面总结。

李先生认为：民族考古学是从新考古学发展来的一门分支学科。它是依考古学（指传统考古学）所提出的问题，通过近现代民族群体的行为及其有关材料与考古物质遗存相类比、验证、研究阐释其文化内涵，以复原古代人类社会历史面貌的一门学科。其研究方法是用“类比—假设—验证”和演绎推理的方法进行多方位的探索。其中，类比是最为重要的环节。李先生总结出民族考古学可类比验证的四点规范：

1，社会性质相同或同一社会发展阶段；

2，生产、生活相同或相似的同类物质文化；

3，生产、生活相同或相似的同类精神文化；

4，生产、生活相同或相似的文化功能（人类生存方式）。

李先生特别强调，那些埋藏于地下的古代遗物、遗迹与同样或相似类比条件的民族志材料相互验证，是最具说服力的。

李仰松先生的这些论述不仅是他基于自己长期从事民族考古学研究提炼出来的、具有方法论意义的系统总结，也标志着他的民族考古学实践、理论、方法论的完整体系已经形成，他的这些论述已经成为民族考古学研究领域的宝贵财富。

李仰松先生在学术上的成就自然是难于在一篇小文中得以全面展现的，除了学术成就之外，李先生的道德风范，更令人敬佩不已。

李先生和蔼可亲、谦虚待人的处世风格是出了名的。无论同谁见面，他总是面带微笑，使人如沐春风，不端一丁点名教授的架子。对待年轻人他总是积极鼓励，只要学生有一点进步他都会大加赞赏。他常说每一代人有每一代人的学术使命。年轻人可贵的是满腔热忱，他鼓励年轻人要敢于超过前人，超越老师，只有这样，学术才能不断前进。

李先生的敬业精神还体现在他随时随地宣传民族考古学是一门边缘学科，每逢有人向他请教相关的学术问题，他总是孜孜不倦地解答，满腔热忱地提供帮助。教书育人是教师的天职，李先生十分注重培养学生刻苦努力的学习精神，要求研究生多读、多写、多看书、多思考，在民族地区调查时要努力做到眼勤、腿勤、手勤、脑勤。

李先生多年从事民族考古学研究，却从不仅仅关注自己的研究课题，他无论走到哪里，总能迅速地与当地少数民族群众打成一片，对于少数民族的切身利益，真诚地挂在心上。1988年，他在云南独龙族调查时，对当地缺乏公路、交通不便的体会十分深刻。回到北京之后，及时与林耀华、杨塑等十余名著名民族学家，联名写信向中央有关部门反映独龙族地区的交通困境，为独龙族居住区早日修筑公路而奔走呼吁。中央有关部门接到李先生等人的信后，不仅在全国人大会议上立了提案，而且拨款为独龙族人民修建公路，从而结束了独龙族人民世世代代没有公路的历史李仰松先生此举使独龙族人民深受感动，也赢得了同行们的广泛赞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