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二八起义

抗战胜利后，台湾终于脱离日本殖民统治，回到祖国怀抱，岛内民众的爱国热情空前高涨，热切地憧憬着社会进步与人民幸福的新时代。但是，国民党政权接收台湾后，军政风纪败坏，治理无方，导致社会秩序混乱，经济发展停滞，失业与民生问题严重，台湾民众的失望情绪持续加深，最终发生了“二二八”事件。

1947年前后，全中国各地都发生了类似“二二八”起义的群众运动，发生在台湾的这一事件不是孤立的。台湾人民自发的这场爱国爱乡运动，与当时大陆同胞开展的反饥饿、反迫害、反内战运动内涵一致且相互呼应，汇聚成了全国同胞爱国民主运动的巨流。

1947年2月27日下午七点半左右，“台湾省专卖局台北分局”查缉员傅学通、叶得根、盛铁夫、钟延洲、赵子健、刘超群等六人及四名警察，在台北市的天马茶房前（今延平北路附近），发现一名40岁、育有一子一女的妇人林江迈正在贩卖私烟，查缉员没收林妇所贩卖的香烟及身上所有的钱财。而林妇表示家计困难而跪地求饶。但是查缉员一直坚持不让步，使周围民众越聚越多，之后林江迈被查缉员叶得根以枪托公然击伤头部。

民众目睹此景后，因愤怒而将查缉员包围，傅学通等人开枪示警，却失手击伤了市民陈文溪（当时年仅约二十岁，次日死亡）。随后查缉员逃至永乐町派出所，后转至警察总局，激愤的群众在当天晚上包围警察局，要求惩凶，但由于警察局长官包庇下属，民众得不到满意的答复。

2月28日，因为前一天的事件，台北市部分地区展开罢工、罢市，许多市民除了前往肇事查缉员所任职的专卖局分局抗议之外，还要求公卖局分局长欧阳正宅下台负责。群众抗议中，发生零星焚烧事件并造成一名警察死亡。之后抗议群众集结于台湾省行政长官公署门口请愿示威，过程中公署卫兵对市民无预警开枪扫射并造成伤亡，使民众情绪更为激昂。抗议民众因此转进公署附近的台北新公园（今二二八和平公园）继续示威集结，并同时在位于新公园内的台湾广播电台，广播报道事件始末。至此，长期对国民党政权的不满情绪，加上台湾行政长官处理不当，因而从3月1日起，终于爆发了全岛性的反抗政府事件。

至3月8日，起义人民控制了台湾的大部分地区。国民党政府一面组织处理委员会压制舆论，一面调集两个师军队在美军飞机、军舰护送下于基隆登陆，在全岛范围内对起义人民进行大规模血腥镇压，无数群众被杀害。至3月13日，起义失败。

3月8日，中共中央通过在延安的新华广播电台发表声援台湾人民“二二八”起义的文告《台湾自治运动》，其中强调指出，“你们的斗争就是我们的斗争”，“中国共产党人热烈赞扬台胞的英勇奋斗”。

当时的中国学生联合会则在《学联告台湾同学书》中明言“全中国人民正和你们站在一条战线上战斗”，鼓舞台湾青年“为着一个独立自由富强的新中国而奋斗！”

“二二八”起义是台湾人民光荣爱国主义传统的真实写照，是两岸同胞共同争取民族解放和国家光明前途的一次壮举。

然而，长期以来，台湾一些别有用心的人却把“二二八”事件说成是“台湾人民反对外来政权、本省人反对外省人的运动”，歪曲历史本来面目，抛出一个又一个制造族群矛盾的话题。

“台独”分裂分子则把“二二八”事件变成了用来煽动对祖国大陆仇恨、推行其“台独”路线的政治工具，称“二二八”事件是“‘台独’运动的发端”。这是对历史的肆意践踏，更是对台湾人民爱国主义情怀和当家作主意愿的最大歪曲。

岛内“台独”分裂势力歪曲“二•二八”事件历史事实，挑拨省籍矛盾，撕裂台湾族群，制造社会对立，为开展“台独”分裂活动彰目，背后的用心十分卑劣。

历史学者邱士杰说，当时国民党当局的腐败无能是主要原因。国民党当局接收台湾后，军政风纪败坏，治理无方，导致社会秩序混乱、经济发展停滞，让民众越来越失望。当时国民党政权在大陆和台湾都施行专制独裁，“二二八”事件不是孤立的存在。

陈明忠曾经是“二二八”起义期间著名的“二七部队”突击队长，作为亲历者，陈明忠对那场运动爆发的原因更有感触。“台湾光复，我本来满心欢喜，没想到国民政府贪污腐败，军人像土匪似的，米价一天中涨好几次，甚至有钱也买不到米。”当时军人素质的恶劣让他印象深刻，“经常有士兵拆掉农户的栅栏拿去当柴烧，引起军民冲突……”陈明忠认为，在起义爆发之前，民怨就已经沸腾。

历史学者王晓波说，经过“台独”势力多年的歪曲宣传，台湾当前对“二二八”事件的主流叙述竟然成了外省人与本省人的冲突、是中国人镇压杀害台湾人，“这是严重脱离事实的，是为了分化族群，将‘台独’诉求合理化。”

王晓波列举了郭沫若等知识分子发声支持台湾人民抗争的具体事例，反问道，如果“二二八”是省籍矛盾，是“台独”，刚刚八年抗战胜利的大陆外省知识分子和中共中央会声援“二二八”吗？王晓波说，这场运动是“专制独裁和民主自治的冲突，不是‘省籍冲突’，也与‘台独’无关。”他指出，“台独”将“二二八”作为起源，是“拜错了菩萨，走错了庙。”

马英九就任中国国民党主席期间，多次代表中国国民党，向“二二八”事件死难者致以真挚的歉意。他同时指出，“二二八”事件不是族群冲突，是查缉私烟导致的官逼民反，事件发生后，台湾人保护外省人、外省人保护台湾人的情况非常多。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台湾民间渴望平反“二二八”起义的声音逐渐出现。1987年，陈永兴、郑南榕等人串连数十个海内外台湾人团体成立“二二八”和平日促进会；1989年，全台第一座“二二八”纪念碑在嘉义市建立，由市府提供土地、民间人士捐款设计建筑完成，碑文中呼吁台湾当局“公布事实真相、平反冤屈、安慰受难者家属、兴建纪念碑、制定“二二八”为和平纪念日。”

1995年，当时的台湾地区领导人李登辉代表当局向所有“二二八”事件的受难者家属公开道歉。同年10月21日，“二二八”事件纪念基金会正式运作。

1996年，担任台北市长的陈水扁宣布订定“二二八”事件纪念日，并把“二二八”事件主要发生地点之一的台北新公园改名为“二二八”和平公园，于公园内设立纪念馆和纪念碑。同年，台湾当局把2月28日定为和平纪念日。

曾任中国国民党主席的连战在2003年与2005年，就此事件而向台湾人民公开道歉。

马英九则于2006年将此事件解释为“官逼民反”。

罹难人数

“二二八”事件中受难者的具体数目一直都有所争议。据近台湾当局对“二二八”受难者家属的赔偿及相关档案分析，台胞伤亡约4000人。

受难者列表

以下所列人物，仅限于在二二八事件中及之后的屠杀行动中丧失生命或下落不明者，被捕入狱者则不记；由于该事件受难者过多，这里只是较有名的人物，不完全具备代表性。并按照受难者姓氏汉语拼音顺序排列。

陈澄波：画家；时任嘉义市参议员，担任和平使者去水上飞机场慰问国军，却被逮捕，未经审判公开枪毙于嘉义火车站前。

陈炘：企业家，“大公企业公司”创办人；“二二八事件”后被警察带走而遇害。

陈能通：淡水中学校长。

蒋渭川：知名非武装抗日人士蒋渭水的弟弟。当时遭到国民党特务暗杀，蒋渭川逃过一劫，但其亲人遭到杀害。蒋渭川虽然还是与国民党合作，但只是样版，而且失去台湾人的信任。

卢园：淡水中学化学老师。三芝北新庄田心仔人。订婚当日早上，听闻陈能通校长长女之哀求，出门查看校长而遭两个持枪士兵射击中弹。陆路封锁，经淡水河以舢舨送双连马偕救治，不治身亡。

郭章垣：宜兰医院院长；遗言：“生离祖国，死归祖国，死生天命，无想无念”。

李瑞峰：律师。

李瑞汉：曾任台北律师公会会长。

林连宗：台湾前制宪国大代表、台湾省参议员、台湾省律师公会会长、二二八事件处理委员会委员；“二二八事件”死难者。

林茂生：台湾历史上第一个哲学博士（1929年）；曾于终战后协助接收台湾大学，并创办《台湾民报》；“二二八事件”后无故被捕，一去不回。

吕赫若：日治时期作家，本名吕石雄；“二二八事件”后逃入台北县石碇乡鹿窟打游击，后来下落不明。（他是白色恐怖的受难者，鹿窟纪念碑有提到）

阮朝日：《台湾新生报》总经理，“二二八事件”后在自宅被强行逮捕，从此失踪。女儿阮美姝至今仍积极从事“二二八事件”研究，2002年三月十二日曾在屏东设立私人纪念馆(阮朝日228纪念馆)，2007年六月纪念馆经营结束，文物分为四部份，分别保存于台北的台湾神学院、台南的真理大学麻豆分校、阮美姝228纪念室及施国政先生(阮朝日228纪念馆执行长)。

施江南：医学博士，京都帝国大学医学部内科专攻。日治时期曾任台北州议员、“皇民奉公会”中央本部参事、“台湾奉公医师团”本部理事。战后曾任“台北市医师公会”副会长、“台湾省科学振兴会”主席。

宋斐如：行政长官公署唯一台籍高级官员（教育处副处长），《人民导报》创办人，“二二八事件”后在自宅被强行逮捕，从此失踪。

汤德章：律师。1946年参选省参议员，被列为候补参议员。228事件爆发后，3月6日“二二八事件处理委员会台南市分会”成立，被推为治安组长。3月11日被捕，3月12日，汤德章被反绑悬吊刑求一整夜，肋骨被托枪打断，在遭受酷刑后，双腕被反绑，背后插有书写名字的木牌，押上卡车，绕行市街，然后押赴今日台南市民生绿园(已更名为汤德章纪念公园)枪决。汤氏被枪决后，士兵不让他的家人立即收尸，任其尸体暴露，经过家人一再哀求，才准许以毛毡覆尸，但尸体仍不得立即移走。3月中旬，国府派国防部长白崇禧来台“宣抚”。白氏来台后，下令将被关在军法看守所的所谓“二二八疑犯”，全部移送台湾高等法院审理，结果高等法院的判决书下来----“汤德章无罪！”

王添灯：日治时期实业家，战后曾任《人民导报》社长；“二二八事件”中被宪兵用汽油烧死。

王育霖：日治时期的律师，战后曾任新竹地检署检察官；“二二八事件”中被处死。

吴金链：《台湾新生报》日文版总编辑。日治时期曾任《台湾新民报》台南支局长、宜兰支局长，并曾任职于总社社会部、政治部。因刊登“二二八事件”之报道被害。

吴鸿麒：战后曾任台湾高等法院推事；“二二八事件”中在法院被带走，四、五天后，陈尸于南港坑道口。吴伯雄的伯父。

萧朝金：日治时期牧师；“二二八事件”时出面交涉被捕青年，一去不回，遭枪毙。

许锡谦：花莲人。战后参加三民主义青年团花莲分团，担任宣传干事及该团７名干事之一，“二二八事件”爆发后担任“青年大同盟”总指挥，“二二八事件处理委员会花莲分会”成立后为该会重要干部。后走避台北，经当时官派花莲县长张文成及宪兵队游说其叔父劝说回乡，于返回花莲途中遭埋伏的军宪人员捕杀。杨照的外祖父。

张七郎：医师；曾任花莲县参议会议长、台湾省制宪国代；“二二八事件”后，与其三弟张果仁医师与长子张依仁被军队带走，一家三口均遭杀身之祸。

朱点人：日治时期作家；在“二二八事件”时遇害。（1949年过世，不能算是二二八事件受难者，这是白色恐怖受难者）

启示一

“二·二八起义”不是台独运动

“二·二八起义”是台湾人民的梦魇，随着时间推移，伤口终将痊愈，为防止事件重演，达到社会和谐，防止台湾陈水扁之流别有用心地歪曲事实，客观公正历史地还“二·二八事件”本来面目。台湾光复以后，台湾民众对祖国军队和政府充满期望，但陈仪代表国民党中央政府接管台湾后基本沿袭了旧有的行政制度，维持了台币和台湾金融体系，设立专卖局和贸易局，政府施政无能、物价上涨、民怨载道。其行政长官公署的集权体制和人事政策使台湾菁英参政无门，除台湾市长曾由台籍人士黄朝琴担任过一段时间外，其余高官都由外省人垄断。台湾光复后仍借助日本警察维持治安，也给台湾民众感觉光复后变化不大，加上当时失业率高，政府管理无能、腐败、残暴，加上当时的政治体系没能处理好台湾民众的政治参与要求。人民由兴奋到失望、怨恨，反专制、反独裁、反饥饿、争民主、求自治的群众运动一触即发。1947年2月27日晚，在台湾风雨飘摇的社会中发生了女烟贩林江迈的流血事件，引起群情激愤的市民围攻警察局和宪兵团，要求严惩凶手，没有得到满意答复。2月28日，群众自发聚集捣毁省专卖总局和台北市分局，要求陈仪撤消专卖局，交出凶手。卫兵与群众冲突并开枪打死、打伤多人，请愿群众自发地以暴易暴，有些地方外省人甚至被不分青红皂白地被攻击，事态很快向全台湾岛漫延。实行戒严后事态升级，并造成数千的死难者，其中有李友邦等是参与“二·二八事件”而死于“白色恐怖”的，后来统称为“二·二八受难者”。“二·二八事件”是官迫民反，不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一次起义”，更不是企图“颠覆政府”、“背叛国家”的暴乱事件，而是一场多层次的人民民主自治运动，是全国范围内“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3月2日，台北市成立了“二·二八事件”处理委员会，该具有普遍代表性的处理委员会发表的《告全国同胞书》中即指出：“……我们同是黄帝的子孙、汉民族，国家政治的好坏，每个国民都有责任……大家拿出爱国的热忱，我们很诚意地欢迎各省同胞的帮忙……”、“我们的目标是肃清贪腐污吏，争取本省的政治改革”，提出“二·二八”处理大纲中32条中就有22条是政治改革，包括反贪、反滥用军权、反歧视台籍公教人员、省政改革，保人权，实现民主与高度自治。当时身为台湾三青团妇女队队长的谢雪红领导“二·二八”最后一段“乌牛栏战役”，并在一年多后在北京参加了建国大典，这说明“二·二八事件”并非“族群冲突“，更不是台独的先驱。即使在“二·二八事件”最混乱之时，面对美国驻台领事馆有意运作台湾托管、鼓动“台湾独立”之际，“二·二八事件处理委员会”成员都予以严词拒绝。经历“白色恐怖”后的许多幸存者后来都走向红色革命，反台独的鲜明立场无人可及。马英九也认为“二·二八事件”不是台独运动。将“二·二八事件”说成是“反抗外来政权”是对那个时代抗争者非常不公平和亵渎，事实胜于雄辩，总之“二·二八事件”不是台独运动，是台湾民众爱国爱乡情怀的表现，是台湾民众争取民主自治的情怀催生的产物，是全国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

启示二

“二·二八起义”所加重的台湾民众悲情意识不应继续加深

台湾社会存在历史悲情由来已久，这与台湾的敏感地理位置和沧桑的发展历史有关。16世纪中叶以后，台湾先后成为西班牙、葡萄牙、荷兰等西方列强的侵扰、占领和奴役之所。鸦片战争后台湾相继遭受了英国、美国、法国、日本等列强的侵略。1941年太平洋战争中日本还强征2万多台湾原住民远征南洋充当炮灰。“二战”结束后，根据《开罗宣言》和《波茨坦公告》，1945年10月台湾回归祖国怀抱，正当台湾人民需要用祖国的温情抚平精神和肉体上的创伤时，国民党政府又在台湾人民未愈的伤口上撒下了一把盐。官迫民反的“二·二八事件”是反对国民党暴政、要求民主自治的合理抗争，被国民党当局扣上“企图颠覆政府、夺取政权，背叛国家”的罪名，并加以残酷镇压。光复初期台湾当局对台湾省人士权益的漠视埋下了省籍矛盾的祸根，加上后来的戒严、白色恐怖和高压政策使得台湾本土人难受重用，省籍矛盾日渐显现，台湾人民的悲情意识也日渐加重，并部分演变为“爱台湾”─“本土化”─“反共”─“反中国”─“反统一”的分离意识怪圈。由于长期以来国民党不敢公开“二·二八事件”真相，“二·二八事件”又被别有用心的人贴上“台独”的标签，部分台湾民众由憎恨国民党暴行转为对祖国失望，加深了对祖国大陆的疏离感和不信任感。台独分子将“二·二八事件”歪曲为“外省人欺负本省人”，将台湾民众要“当家作主”的要求转化成要“独立建国”的台独诉求，刻意煸动和培育悲情意识，制造和加剧省籍矛盾，这才使台湾民众无法摆脱“二·二八事件”的阴影并产生新的悲剧。中国近代史是一部屈辱史，台湾孤悬海上，境况更加悲惨。事实上台湾悲情是中华民族悲情的一部分，洗刷民族耻辱是两岸中国人共同的信念。由于国共内战的延伸和国际势力的离间和控制，使两岸分离对峙难以统一，台独分子又有意在每次台湾选举之际，都以巧妙的包装在社会上动员省籍情结来拉选票，而省籍情结夹杂着同情弱者和悲情潜意识，尤其容易在选战期间被发酵。陈水扁之流有意歪曲《反分裂国家法》的本意，煸动台湾民众受大陆打压的悲情意识。如果说当年国民党对于“二·二八事件”是在掩盖真相，而民进党对“二·二八事件”则中移花接木，只为该党的政治利益考量，继续操弄族群矛盾，造成族群紧张是民进党在今明两年的“立委”和“总统”选举中唯一有希望获胜的武器。台湾的悲情意识只有在两岸不断交流中逐渐消弥，让更多台湾人民共享并体会到在中国这个中华民族大家庭中的尊严和荣耀，大陆应充分尊重台湾人民的“出头天”当家作主的愿望。悲情的历史既是沉重的精神负担，又可是巨大的精神动力。悲情与怨恨的弥散在台湾政治转型过程中已成为主导的情绪，应警惕台独势力铤而走险引发战乱而加剧两岸中国人的悲情。唯有中国的完全统一，中华民族的悲情才会终结，台湾人民才能彻底走出悲情。随着时间推移，“二·二八事件”所形成的省籍隔阂与矛盾必将融合与消除，台湾悲情不应继续成为台湾当局操弄民意进行分裂活动的工具，台湾民众的悲情意识不应被培植为“台湾主体意识”，台湾人民与祖国大陆的感情不应被一次又一次地挑拨和撕裂。统一而强大的祖国永远是台湾命运的最终归属。

启示三

国民党知错认错有利于消除省籍情结和族群矛盾。

“省籍─族群”问题是台湾社会的一大特点，在台湾由于政治利益关系把省籍间的差异夸大为“族群问题”。台湾地区本省籍人口占总人口的80%以上，外省籍约占13%， 1949年国民党败退台湾的那次“政治大移民”就达100万外省人。台湾中央级的党政军主要职位长期被外省人占据而形成政治权力垄断，造成省籍间关系紧张。“二·二八事件”一甲子后，在一般台湾社会生活层面上，本省人与外省人的隔阂已融合，本省人与外省人通婚相当普遍。省籍、族群关系紧张最初完全是国民党管理无方造成的，直到1988年才开始官方公开调查和讨论“二·二八事件”；1991年后台湾各地纷纷成立“‘二·二八事件’受难家属关怀协会”；1992年各地纷纷建立“二·二八事件”纪念碑；1995年台湾立法院公布“‘二·二八事件’处理补偿条件”；1997年台北市政府主办“‘二·二八事件’学术研讨会”；国民党每年公开向“二·二八事件”受难家属道歉，虽然这个公开道歉是迟到的，但毕竟已经知错纠错了。而且建立“二·二八事件”纪念碑也是希望追求永远的正义和平，而不是仇恨。民调显示，75%“二·二八事件”受难者家属也希望让伤痛过去，用包容抹去心中的伤痛。国民党不但要向受难台胞道歉，也应向受难的外省人道歉。

启示四

正确认识“本土化”有利于分析台情和做好台湾人民工作。

台湾岛内政治生态“本土化”趋势日趋强化，“本土化”与民主化成为台湾社会改革的重要动力。“本土化”体现了本省人要求参与政治的权利，省籍、族群问题也与“民主”挂上了钩，使本土化带有民主化的色彩，并呈现其合理性一面。台湾政治是一种特殊的选举政治，省籍情结始终都成为每次台湾大选的重要变量。我们在观察、分析台湾的种种政治状况都离不开“省籍─族群─本土化”的研究模式。族群身份却成了决定政党支持的重要变数之一，不同台湾政治光谱成了不同选民群体的选择标签。应警惕“本土化”被人当作政治斗争工具，煸动“省籍情结”，排斥政敌，甚至被别有用心者把“本土化”变成“台独”的灵丹妙药。“本土化”既有“当家作主”的正当性，又对台湾政治发展发生负面影响，并且有导致“国家认同”冲突的危险性和分裂祖国领土的危险性，并进一步导致台湾岛内社会动荡和不安。陈水扁当局企图把“省籍─族群─本土化”引向分裂主义的道路。因为占台湾人口绝大多数本省人理应获得当家作主的权利，所以本土化是一个必然的发展趋势。从广义上而言，本土化有多层面──政治、经济、文化等层面的本土化。就文化本土化而言，越是本土化的东西就越是中国化，我们不可片面、教条地认识本土化，这样才能与台湾人民一道有一个更广阔的沟通交流平台和较易求同存异地形成共识。

启示五

“和平统一、一国两制”其实也是实现台湾人民“高度自治”诉求和“出头天”当家作主的最好体现形式。

多年来，“二·二八事件”的历史被民进党选择性地记忆和曲解，恶意炒作“二·二八事件”，误导了台湾民众对“二·二八事件”的正确认识，催化了社会矛盾，激化了省籍矛盾。其实“二·二八事件”要求实现民主和高度自治的诉求并没有过时，台湾民众“出头天”当家作主的心态和愿景是完全正确的。民进党煸动民众对大陆仇视，误认为大陆抑制台湾的国际发展空间和经济掏空政策，其实真正原因是“台独”导致台湾经济边缘化，“台独”导致台湾在国际社会日益边缘化。台湾民众对大陆对台方针政策存在误解和疑虑，加上“台独”分裂势力借机挑唆，使台湾民众心存对战争的恐惧感和对大陆的戒备感，并形成一种复杂、多元、不确定和逆反的心态。我们应尊重、理解台湾民众这种复杂心态，有针对性地做好台湾人民工作。大陆“和平统一、一国两制”的方针是实现台湾人民“高度自治”、“出头天”的最佳途径与形式。台湾离开强大祖国的后盾将成为霸权主义的猎物，台湾一旦沦落到外敌或分裂势力手中时，台湾也成了攻击大陆的跳板和据点。

启示六

纪念“二·二八事件”应达到促进族群融合和社会和谐。

纪念“二·二八事件”应本着尊重历史、以史为鉴、抚平伤痛、面向未来的精神。为了“挥别历史悲情，促进族群融合”，每年“二·二八事件”纪念日台湾宗教界、学术界、文艺界都经常举办法会、祈祷会、研讨会、音乐会、书画展等。我们纪念“二·二八事件”不能遗忘台湾先民坚守汉魂、捍卫国土完整的精忠义胆。“二·二八事件”60年了，我们不应遗忘历史，我们更应以史为镜、以史为鉴，为指引我们构建海峡两岸和平和谐统一的未来。只有促进族群融合，对族群撕裂说“不”，推动和解、和谐、合作，才能提升整体族群的力量。唯有全体台湾人民团结合作，拒绝“台独”，才能真如“二·二八事件”纪念碑所言：天佑宝岛、万古长青。台湾先贤忠魂义举已永载史册，政治必须民主，政治必须清廉，人民需要安康，社会需要和谐，民族需要复兴，中国需要强盛，这应成为两岸同胞的共同追求和宿愿。（作者骆沙鸣，系台盟泉州市委会主委）

70年前的2月28日，英勇爱国的台湾人民发动了反对国民党当局独裁统治的爱国民主运动，与祖国大陆人民开展的反饥饿、反迫害、反内战运动相互呼应，汇聚成了全国同胞爱国民主运动的巨大洪流，展现出台湾同胞薪火相传的强大爱国主义精神。回顾台湾人民“二·二八”起义以来的70年历程，作为生活在祖国大陆的台湾同胞，我们深有感触的是，不管两岸关系如何风云变幻，祖国大陆始终与台湾同胞手相连、心相依。实践证明，两岸关系和平发展之路，是造福两岸同胞的正确道路。坚持“九二共识”、反对“台独”是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政治基础。当前，台湾当局拒不承认“九二共识”，不认同两岸同属一个中国，更有极少数人篡改歪曲“二·二八”的历史真相，这些极端的言行最终损害的是包括台湾同胞在内的整个中华民族的利益。

台湾爆发的“二·二八”事件，是两岸同胞共同争取人民解放和国家光明前途的一次壮举。1945年8月，中国人民取得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收复了失土台湾、澎湖。台湾同胞兴高采烈、张灯结彩、欢庆抗战胜利和台湾光复。但是，由于接收台湾的国民党军政当局实行专制统治，贪污腐败，导致岛内物价飞涨，失业严重，民不聊生，引起台湾同胞强烈不满和愤慨。当时，就全国范围而言，中国共产党领导全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反官僚资本主义的革命斗争，已经发展到一个新的人民大革命的阶段。在全国革命形势的鼓舞下，有着爱国主义传统的台湾同胞，无比英勇地举行了反对专制、争取民主的“二·二八起义”，有力地打击了台湾军政当局的反动统治，配合了祖国大陆人民的解放斗争。

1947年2月28日前后的那段时日，大陆各省的民众同样在反抗国民党暴虐统治的斗争中浴血奋战。台湾同胞的这次抗争是当时全国各地风起云涌的反饥饿、反迫害、反内战爱国民主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共产党从一开始就同情和支持台湾民众的民主斗争。中共地下组织积极参加了“二·二八起义”。1947年3月8日，中共中央在延安通过广播电台发表文告，声援台湾人民的革命斗争，对台湾人民反抗暴政、争取民主、要求自治的爱国民主行动予以高度肯定。解放后，祖国大陆人民一直通过多种形式纪念“二·二八”，深切悼念为追求民主、反对独裁而牺牲的台湾同胞，坚定支持台湾人民要求当家作主，争取民主权利的正义行动。

回顾台湾人民“二·二八”起义以来的历程，作为生活在祖国大陆的台湾同胞，我们深有感触的是，不管两岸关系如何风云变幻，祖国大陆始终与台湾同胞手相连、心相依。实践证明，两岸关系和平发展之路，是造福两岸同胞的正确道路。坚持“九二共识”、反对“台独”是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政治基础。当前，台湾当局拒不承认“九二共识”，不认同两岸同属一个中国，更有极少数人篡改歪曲“二·二八”的历史真相，这些极端的言行最终损害的是包括台湾同胞在内的整个中华民族的利益。

台湾当局领导人和岛内“台独”分裂势力为了达到自己的政治目的，把“二·二八”爱国民主运动歪曲成“台湾人民反对外来政权的独立运动”，甚至说成是“台湾独立的开端”，这完全是篡改历史。当时“二·二八事件处理委员会”所发表的“告全国同胞书”就曾明确表示：“我们的目标是在肃清贪官污吏，争取本省政治改革，不是要排斥外省同胞，我们欢迎外省同胞参加本省的政治工作。”今天，“台独”分裂势力把历史事件当作分裂活动的工具，置广大台湾民众求和平、求安定、求发展的真诚愿望于不顾，企图利用“二·二八”事件，重新挑起岛内族群矛盾，再次撕裂台湾人民的感情创伤，蓄意制造两岸对立情绪。这种蔑视民意、操弄民众的行径，是开台湾民主的倒车，也是对“二·二八”死难英烈的亵渎和侮辱。台湾当局和“台独”分裂势力的所作所为必将受到台湾人民的唾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