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秉文

1880年，郭秉文出生于

《The Chinese System of Public Education》（1915年，中文版为《中国教育制度沿革史》）

郭秉文认为，一所大学的师资力量是其存在的前提和发展的保证。因此，他认为办学的首要任务是聘请优秀教师，并为此不遗余力。在创立东南大学之初，郭秉文广延名师，聘请一流的教授、学者到校任教，他以自己“平、和”的人格魅力，为学校积累雄厚的师资力量。每个学科基本上都有多位学术水平出色的专家学者。郭秉文非常重视吸纳留学生，以打造高素质的师资队伍。在国外考察之余，他经常设法向各校探听中国留学生的情况，通过听课、观察和面谈等方式深入调查，并亲自走访中国留学生中的佼佼者，诚邀具有真才实学的留学生归国后在南高师和东大任教。郭秉文不仅延聘国内著名学者来校任教、讲学，更亲自到国外邀请世界知名大师来校讲学。

郭秉文认为办理大学应该力求达到四个“平衡”，即通才与专才平衡，科学与人文平衡，师资与设各平衡，国内与国际平衡。

通才与专才平衡

郭秉文认为大学应设立多种学科，培养多种类型的人才：“正科注重通才教育”，但不忽视应用；“专修科注重专才教育”，但不忽视基础，“两者相辅相成，不可偏废”。“但两者并非截然划分。一个综合大学的好处，通才与专才相互调剂，使通才不致流于空疏，专才不致流于狭隘。大学生都应成为平正通达的建国人才。”郭秉文认为，一所综合大学，可以既设偏重学理的学科，同时又设偏重应用的学科，两者互补，相得益彰。 

人文与科学平衡

人文与科学平衡，在郭秉文眼里有两层意思。第一是开办综合大学，需要人文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并重，需要两大类学科的相互交叉和渗透，只有这样才能培养出具有较高人文修养和科学素养的复合性人才。例如，东大心理系即同时隶属于“文理”和“教育”两科；生物系则同时隶属于“文理”和“农学”两科，以期能收到人文与科学相互利用对方优势、吸取对方长处、依赖对方支撑之效。郭秉文力主教育学要“科学化”，强调把教育学建立在自然科学基础上，用科学的方法培养人才。第二是大学既要提倡民族精神、重视民族文化，又要吸纳西方文明，重视科技新知。通过沟通和融合，使大学成为弘扬民族文化的基地，成为发展科学的重镇，成为人文精神与科学新知的交点，进尔培养出文理兼修、既有人文情怀又有科学思维、既喜琴棋书画又好声光化电的高素质人才。 

师资与设备平衡

郭秉文切切实实地感受到大师的珍贵价值。不过，在他眼里，所谓大学者，既是大师之谓，亦是大楼之谓，那便是他的“师资与设备平衡”。大师们的人品学识、志趣才调、言谈举止，对于学生良好的治学态度、治学精神、治学方法的形成具有重要意义。对物资设备的规划与努力，目的在于改善教学和科研条件，培养各类合格人才。

国内与国际平衡

郭秉文认为只有博取百家之长、广求世界知识，才能使学生放宽眼界、开拓心胸、广纳人类无限的知识和智慧。他不仅广延具有真才实学的留洋博士、硕士来校任教，还不断派遣教师出国进修，东大每年还必邀请多位国内外著名人士来校讲学或演讲。当时，学校开设的课程和所使用的教材，也几乎都是以欧美大学为蓝本的，并且经过了一个引进、消化、改造和创新的过程。文理科各系的学生都可以学习这些前沿性学科。 

郭秉文执掌东大，贯彻实施“三育并举”的办学宗旨。所谓“三育并举”包括三方面：一是坚强的体魄，二是充实的精神，三是道德、学术和才识。“三育并举”旨在促使学生养成完善的人格，成为一个对国家负责的国民。郭秉文坚信：“欲广求知识于世界，务使同学们放宽眼界，开拓心胸，则爱国之心，油然而生。”在办学措施方面，他提出“严格甄审，宁缺毋滥”的招生原则，并把心理测验运用到入学考试中。另外，他格外重视学生的思想品德教育，注意培养学生的自控能力和自制力。 

郭秉文认为师范生不仅要具备普通大学生应具备的基本素质，更要重视教材教法的精研和器识抱负的秉持。在郭秉文看来，一所学科单一的师范院校难以培养出高素质的教师，而一所学科专业齐全的综合性大学可为学生提供更广阔的学习和发展空间。因此，郭秉文认为要培养高质量的教师，必须将高等师范学校并入综合大学，将师范教育放在综合大学教育的大背景下，使学生获得更全面的发展。因此，他效仿母校哥伦比亚大学兼办师范学院的办学模式，提出“寓师范于大学”的观点。

郭秉文认为，凡中等以上的教师，必须有宽厚的基础知识，并且应该是双料的

“东南大学之父”。（新浪网）

“郭秉文先生是我校最有影响力的校友。”（美国伍斯特学院）

郭秉文先生是推动中美教育交流的近代巨擘，也是全面学习美国教育的先驱。

“各国人士的眼睛里，中国人在外交界上只有顾维钧、施肇基，教育界上只有郭秉文。” 

“五四”之前中国的高等学校，除个别私立大学(包括教会大学)外，大都仅招男生而不招女生。教育史上称此现象 为“女禁”。1920年4月7日，南高决定自1920年暑期正式招收女生。考虑到这一举措可能遇到的阻力，为造声势， 郭秉文与蔡元培、蒋梦麟和胡适等人商定，南北一致行动，共同开放“女禁”。

兼收女生的消息传出，朝野哗然，流言蜚语不堪入耳，甚至思想比较开明的张謇和南高老校长江谦也明确表示反对。 后经郭秉文、陶行知等人多方解释，招收女生的入学考试终于如期进行。当时有一位叫张佩英的女生，在陈独秀、张国焘等人鼓动下，专程从上海赶来南京投考。据她回忆，她曾在北大和南高之间多次权衡，终嫌“北大官僚气太浓”而选择了“学风深 厚”的南高。高等教育中“女禁”的打破推进了教育的民主化，揭开了中国高等教育史上新的一页。

1920年4月7日，郭秉文在校务会议上正式提出建立东南大学的建议，经过讨论，一致赞成。郭秉文雷厉风行， 随即组织“筹议请改本校为东南大学委员会”，经过一年多的奔走，虽几经波折，1921年9月，国立东南大学正式成立， 郭秉文任校长。

经过几年发展，国立东南大学声誉鹊起。从学科结构来看，覆盖面之宽，居全国之首(北京大学只设文理科和法科，中山大学设文理、法、农3科)。无论从师资条件还是办学设施看，国立东南大学在国内大学中都堪称一流。美国著名教育家、世界教育会亚洲部主任孟禄博士考察了中国各主要大学之后，称赞“国立东南大学为中国政府设立的第一所有希望的现代高等学府”。

国立东南大学的创建是郭秉文办学生涯中最辉煌的一页，正是由于他在国立东南大学的创立和发展过程中所发挥的无可替代的巨大作用，郭秉文被人们誉为“东南大学之父”。

中国对美国大学模式的引入自东南大学始，郭秉文从一开始就努力 移植美国大学模式，南高——东大的选科制、评议会、董事会，处处可见美国大学模式的痕迹。和北大的欧洲大学模式相比，东南大学的美国模式有几个显著的特点：在学校行政管理上，设置董事会；在大学职能的定位上，面向社会，服务社会。 

还在东南大学筹备之初，郭秉文就借鉴欧美各大学设立董事会求社会赞助、协助校务的经验，着手建立学校董事会。 董事会的职权是很大的，据1924年正式制订的《国立东南大学校董会简章》规定，其职权包括：决定学校大政方针；审核学校预算决算；推选校长于教育当局；决定学校科系之增加，废止或变更；保管私人所捐之财产；决议学校其他之重要事项。 它是全校最高的立法和决策机构，地位与校长并列甚至更高。这种领导体制在国立、公立各高校中是首次建立。1921年3月，经全体职员大会议决，组成了东南大学董事会，董事会不仅加强了学校与政府、教育与社会的联系，提高了东大的知名度，而且，为东大在解决资金、物质供给以及 与地方相处方面的各种具体问题提供了极大便利。1924年东大筹建生物馆，其中10万元是校董筹集来的；校董穆藕初独 资兴建了东大农具院的房舍，还捐资66000两白银，资助东大教师出国深造。

然而，大学董事会制度也带来急功近利的问题，1924年3月，东南大学校董会以经费不足为名停办工科，事先不与主任茅以升通气，酿成风潮。1921年，校董会决定将商科迁往上海与暨南大学合办商科大学，也没有征求商科主任杨杏佛的意见，杨是在报纸上看到这一消息的，顿时勃然大怒，这是他与郭秉文后来矛盾激化的始因。

在校董会决策下，哪个系给钱多，哪个系给钱少，完全暗箱操作，常不顾教育规律，引发教授不满。致命的是，郭秉文利用校董会制度的缺陷，使自己的权力最大化，他在管理上任用私人，不及时公开帐目，他要求会计李仲霞只听命于他本人，可李仲霞却趁机贪污。

东南大学筹建之时，他借鉴美国

郭秉文奖学金

为纪念郭秉文，东南大学、上海财经大学等学校设有郭秉文奖学金（郭夏瑜设立）。

郭秉文雕像

在上海财经大学国定校区内建有郭秉文雕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