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质夫

黄质夫（1896年—1963年），名同义、字质夫，

清

1924年，黄质夫在东南大学毕业不久，被聘为江苏省立第五师范学校界首分校主任，从此开始了以所学知识服务乡村、献身乡村师范教育事业的生涯。从1924年至1944年的20年间，先后创办了界首、栖霞和贵州三所著名的乡村师范学校，还短期主持过湘湖乡师的校务。黄质夫亲自制定的乡师教学计划，编写的乡师教材，出版的有关乡村师范教育的论著，如《中国乡村的现状和乡村师范生的责任》、《栖霞乡师课程概要》、《服务乡教八年之自省》、《实践的师范教育》、《中等学校劳动生产训练》等，完善和发展了陶行知的乡村教育思想。

以上经历说明，黄质夫从28岁到49岁，孜孜不倦地在四所乡村师范担任校长近20年，不仅参与了20世纪中国乡村教育的历史性工作，而且在乡村教育的实践和理论建设上颇具建树，对乡村师范学校教学改革作出了很大贡献，是中国乡村师范教育事业的开拓者之一。

1939年9月，黄质夫被任命为贵州省省立贵阳乡村师范学校校长。这所学校原来管理不善，秩序混乱，学生生活困苦，“餐餐牛皮菜，顿顿难吃饱”，不断爆发学生运动，先后换了三任校长。黄质夫受命于困难之时，上任之后在恢复正常教学秩序的同时，大胆提出迁校的设想。认为乡村师范办在贵阳近郊不适宜，应该办到少数民族聚居的边远山区，为开发边疆、改变少数民族地区落后面貌服务。设想得到上级教育行政部门批准后，当年冬天就由一名苗族学生做向导，跋涉黔东南山区10多个县，实地考察，最后选定榕江县为学校新址所在地。榕江靠近广西、湖南边界，为多民族聚居区，土地肥沃，农产品丰富，但交通闭塞，文化落后，县城仅有两所完小，一个师范生。当地人士欢迎贵阳乡师迁到本地，将一批公房、庙产和荒山、土地拨给学校使用。1940年初，贵阳乡村师范迁到榕江。不久，改为国立贵州师范学校，由教育部边疆教育司直接领导。

黄质夫在榕江五年多，为建设学校、开拓边疆教育事业倾注了大量心力，取得了显著成绩。迁校前，贵阳乡师仅有4个年级、150多名学生，迁校后，先后设立了师范部、简易师范部、耕读班，还在黎平县设有初中部，最多时有16个班级，近千名学生，成为贵州省规模最大的一所学校。学校招收少数民族子弟，学生中有苗族、侗族、布依族、水族、壮族、土家族等，不少来自沦陷区的青年也慕名前来就读。教学实行“德、智、体并重”，培养有理想、有知识、能实干的人才。教学质量在当时西南地区很有名气。学校还开展生产劳动，培养生产技能，实现基本自给。迁校第一年即种植粮食400多亩，植树3万多株，创造价值1.4万多元。相当于学校全年经费的59%。师生吃的蔬菜、荤食品基本自给。还办了工场，师生用的簿本、纸张、粉笔、劳动工具及穿的衣服、袜子大都是自己制作的。

由于国民党地方当局寻衅压迫，如殴打追捕黎平分校公演《兄妹开荒》舞剧的学生，要在学校中发展国民党员和三青团员，克扣应该供应给学校的粮食，甚至指使特务潜入校园冲击黄的办公室和宿舍，进行威胁恐吓。黄质夫坚持抗争，不向恶势力低头。教育部考虑到他的人生安全，指定工场主任赵峻山代理校务，派专人护送黄离开了榕江。时间是1944年。从此，黄质夫离开了为之奋斗20年的乡村教育事业。

黄质夫身体力行埋头苦干，又在实践中不断探索，在乡村教育理论上有很多创新。黄质夫力倡“生活教育”理论，提出“乡村学校化，学校乡村化”的主张，努力使学校所在地成为“野无旷土、村无游民、人无不学、事无不举”的理想社会。2006年2月28日，时任教育部长

黄质夫建立的独特的乡村师范教育体系、系统的教育方略和富于实践意义的教学模式，曾在中国教育发展史特别是中国乡村教育发展史上起到过积极的倡导、示范作用。这位具有深刻系统的教育思想的乡教先驱，曾因诸多原因而未能得到应有的关注，其教育思想也未能受到特别的重视，这无疑是中国教育研究领域的一大缺失。黄质夫教育思想所闪耀的现实光芒之重大、所折射的应用价值之广泛，于今尚有深远的指导意义。

一、倡导实践，教育要为国家为民族为人民培养出一流的实用型人才

教育的目的在于培养具有忧国忧民、治国强民、建设繁荣富强的中华民族的建设者。黄质夫在他的教育实践中，清醒地认识到这一点，为此，在创办乡师时，将实践放在第一位。早在1924年创办界首师范时，就极具远见地提出了师范是“乡村文化的中心”，竭尽全力开辟实验场所，借助于桑园菜地、鱼池藕塘来引导师生有意识的把教、学、做统一起来。之后，在栖霞乡师期间，明确提出了“生活教育”的理念，将生产劳动、教育教学统一为一个有机的整体，系统并完善了他的“教学做合一”的教育思想。直到创办贵州师范学校，其思想彻底成熟，且在教育过程中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耕读一堂，树乡村文化新风”的理想得以初步实现——贵州师范是当时教育界的成功典范。

实践第一的唯物主义教育观，不仅一改教育限于课堂、限于校内的狭隘之风，更强化了教育作用于社会并推动社会的发展进步。黄质夫曾说：“中国几千年教育的失败，就在于士大夫阶层不从事生产劳动，读书人只会吃，不会做。”这种痼疾对教育的影响颇大，直到今天许多教师仍是动口不动手的“君子”。他的身体力行、垂范于众的精神，实践着著名的“教育即生活、学校即社会”的教育理论。

黄质夫的这一主张，对现今教育界的不良倾向的扭转同样具有现实指导意义的。比如重理论轻实践、重讲授轻动手、重试题轻生活等等。如果能将这些统一起来，教学活动便会是生动活泼、生机勃勃的景象了。

二、师生互动，教育要在教师、学生、课堂内外、校园内外形成良好的和谐协调氛围

学校教育是全方位、多途径、立体式的教育网络。黄质夫对教学法的归总，并不拘囿于科目与课程的，它超越了课堂（教室）、学校的范畴，而面向广阔的社会，面向客观实际的需求。把激发学生兴趣作为教学的切入点，使学生自主完成学业，并且能够与实践紧密结合，突出了学生的主体地位。这种大教育观和学生、教师、学校、社会和谐发展的教学理念，极大扭转了长期以来的只读圣贤书的固陋现象，开创了教育与生活社会紧密联系的新风。也正是这样的教学理念，方可塑造出教育者的大家风范，才能使受教育者形成良好的全能品格。因此，之后的

20世纪20年代，仪征十二圩一位贫苦农民的子弟，怀着教育救国的理想，投身于乡村教育事业，并为之奋斗了一生。在办学中，他勇于开拓，坚持实干，倡行自己的教育思想和办学主张，为培养师资，开发乡村奋斗不已，做出了辉煌的业绩：创办了我国最早的乡村师范学校之一的界首师范，随后又创办著名的栖霞师范和位于少数民族聚居的偏僻山区的贵州师范。他的学校社会化、社会学校化的教学实践，使栖霞乡师在当时取得众所瞩目的办学成果，一些知名人士指出栖霞乡师是“乡村改造的先锋”、“乡村改造的开拓者”，栖霞乡师和后来的贵州师范的实践为乡村教育事业开辟了新境界，谱写了现代教育史的新乐章。他，就是黄质夫。

黄质夫学识渊博，思想敏锐，处处以身作则，赤脚下地干活，性格刚强耿直，办事雷厉风行。他求学时选择了师范专业农学系，大学毕业择业时选择了乡村师范，在乡村师范学校中又选择了边疆师范，又把位于省城郊区的边疆师范迁往边远山区（距省城400多公里）的少数民族聚居区。不仅深入了边疆，而且创造了乡村教育的新理。但黄质夫的名字在中国出版的教育学辞典中却找不到。这位受过高等教育的农学家，视成名成家、升官发财为粪土，甘心到最艰苦的地区教育农民子弟，在贵州大力开发边疆少数民族教育，虽常处逆境，始终不改初衷，诚难能可贵，令人敬佩。

20世纪20年代去除茅塞开创中国乡村教育事业的民间先知先行者中，黄质夫就是其中杰出的代表之一。乡村师范教育的先驱黄质夫先生，当年与陶行知先生一样，是闪耀在乡师教育领域的明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