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伯群

王伯群，1886年（清

1924年，孙中山倡议南北协商，和平统一。王伯群随同

1928年，

1924年，原任教于厦门大学的

1937年8月，淞沪事变，抗战军兴。王伯群积极应对，寓救国于读书，他赴南京与教育部商定，在庐山组建我国抗战时期的第一所联合大学——复旦大夏联合大学。

抗日战争开始，大夏大学一度与复旦大学合并成为联合大学，一设庐山，称复旦大夏第一联合大学，一设贵阳，称第二联合大学。庐山联大以原复旦师生为主，贵阳联大则以原大夏师生为主。后庐山联大迁重庆，与贵阳相距不远，遂解除联合，各恢复原校名。

1940年，王伯群多方劝募，择定于贵阳城郊花溪辟地2000余亩为固定校址，因经费不足，只完成校舍三栋。1942年，国民政府教育部拟将大夏大学与贵州农工学院合并，改名为国立贵州大学，引起大夏师生强烈抗议。王当即赴渝奔走各方，商诸各校董，要求教育部收回成命，终得维持大夏大学体制不变。

抗战期间，王伯群在贵州极力筹办实业，先后发起组建永仁两岸川盐运销处、聚康银行、聚康公司、利民公司等。

大夏初迁贵阳，荆榛塞途。王伯群率领全校师生力克困难，群策群力，在极短时期里，建设新校园，举凡教室、图书馆、实验室、办公室无一不备。1940年，他多方劝募，择定贵阳城郊花溪2000余亩土地为固定校址。这样大面积的校区，在抗战后方的大学中，可谓一枝独秀。

大夏自迁贵阳后，经济上的困难与日俱增。王伯群殚心竭力，维持至1942年，深感经费支绌，经校董会同意，决定呈请国民政府援照复旦大学例，改为国立大夏大学。但教育部未征求大夏大学的意见，行政院硬生生将大夏大学改为“国立贵州大学”。

大夏师生、校董和校友闻悉后，舆论哗然，群起反对。特别是在校学生，啸聚操场，强烈抗议。国民党宪、警及保安团闻讯，旋把大夏包围。王伯群获悉消息后，赶忙前去制止，并召集全校学生于大礼堂讲话。教育的自由和学术的自由，如人身的自由一样，是受法律保护的，是不容许他人或集团侵犯的。

王伯群的讲话，受到全体学生的热烈拥护，鼓舞了师生维护学校尊严的斗志和信心。由于全校师生校友态度坚决，又有昆明的西南联大、贵州湄潭的浙江大学以及贵阳的高等院校师生声援，行政院只好收回成命，大夏仍然保持私立。

大夏是内迁贵州最早、办学最长的一所大学，也是深入贵州社会最为切实的高校。自播迁入黔到1946年返回上海，大夏办学8年，在贵州有毕业生1576人，期间得到了长足的发展，迁去时300余名师生，离开时有1800余名师生，对贵州社会文化发展尤其是教育事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他与贵州省主席吴鼎昌在花溪成立“农村改进区”，由大夏和当地政府联合开展建设实验，旨在力促百姓生活安定，努力于各项生产建设，实现“抗战救国”。大夏成立社会研究部，启动对少数民族调查研究，出版《贵州苗夷歌谣》《贵州苗夷社会研究》《炉山黑苗的生活》等著作，这些民族调查研究的成果，让外界重新认识了贵州人，启发了少数民族对国家、对民族的认同感，于今天而言，仍具有现实意义。

在王伯群的执掌下，大夏拥有沪校、黔校，并短暂开设香港分校，同时开办上海大夏附中、贵阳附中、南宁附中和重庆附中。大夏共培养了2万余名学生，为国家和社会发展作出极大的贡献。

1944年，日军窜扰黔南，王安排大夏全体师生迁往贵州赤水，心力交瘁，积劳成疾。

1944年12月20日，王伯群因胃溃疡病逝于重庆陆军医院，终年60岁。遗有子女5人。遗著有《交通事业改革方案》、《电政设施三年计划》、《航政建设纲要》、《伯群文集》等。他临终写下遗嘱，嘱文感人至深，其一生忠贞赤诚，志向坚定，心怀远虑。

遗嘱曰：“余追随先总理（孙中山）奔走革命于今三十余年，才力绵薄，恒少建树，正思振奋精神，努力补救，今竟一病不起，事与愿违。此后切望吾党同志一心一德，争取胜利，以完成抗建大业。吾大夏校友，服务国家，尤须力行公诚二字，以发扬大夏之精神，余虽不及见国家复兴，世界和平，但知革命成功之有日，此心亦无憾矣。” 

1946年，大夏大学完整地迁回上海旧址。准备返上海之前，又逢大夏大学22周年校庆，抚今思昔，想起王伯群校长长眠于重庆，6月1日，学校镌刻《大夏大学迁校纪念》碑立于赤水校内（随时代变迁，原碑已无存，后华东师大在校内重镌此碑），并举行盛大校庆活动和迁校纪念碑揭幕仪式。学校请文学院陈湛铨教授撰写了《迁校纪念碑》一文，上书其中写道“我故校长王公伯群，忠国护校，敌忾弥深”，作了很高的评价。同时将上海校内新建的大礼堂命名为“思群堂”，并刻《思群堂记》碑以志纪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