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士

早期道教道士的位阶是同军事、行政组织结合在一起的，如张角的太平道设三十六方，方相当于将军。张鲁的五斗米道，道士最高位阶为师君，其次为治头大祭酒或祭酒，最低为鬼卒。随着太平道和五斗米道的消失，这些位阶制度也随之变化。

《给箓坛靖元科》规定，受戒道士分九阶，称九“品”。必须掌握规定的经箓、达到规定的修行才能授予品位。规定是：

第一品：必须熟悉《大洞真经》和《黄庭经》。

第二至三品：必须精通《三洞五雷经箓》。

第四至五品：必须精通《盟威经箓》。

第六至七品：必须精通《三五都功箓》。

第八至九品：必须胜任举行科仪的直香和引班。

道士服饰

道教服饰有样式规定[1]。道装有大褂、道袍(或称得dǔo罗)、戒衣、法衣、花衣(或称作班衣)。

大褂、道袍为日常服，戒服在受戒时穿，法衣是做法或宗教大典时高工和方丈穿的法服，花衣是经师上殿时穿的绣花衣。道士

道士帽称巾。全真之巾有唐巾、冲和巾、浩然巾、逍遥巾、紫阳巾、一字巾、纶巾、三教巾、九阳巾等九种。

正一之巾有纯阳巾、南华巾、庄子巾、荷叶巾、混元巾、九梁巾、诸葛巾、太阳巾、包巾(幅巾)等九种。

道人戴的冠子有黄冠、五岳冠、莲花冠、星冠、五老冠等。

道教宫观从传法受戒可分为子孙庙、子孙丛林和十方丛林三种。子孙庙可收徒弟，观主实行师徒世袭制，不接受游方道士。子孙丛林又称子孙常住，它介於十方丛林和子孙庙之间，大多是子孙庙兴旺以後，悬挂钟板，留单接众，并给留居观内的十方道友安排一定职务，共同管理道观事务。子孙丛林也可以传戒，但传戒後就要按丛林规制不得招收徒弟，所以子孙丛林实为子孙庙的升格。十方丛林也称十方常住，接受游方道士挂单居住，有传戒特权而不得私收徒弟。在十方丛林中，常住道士都有细致的分工。最高负责人是方丈，或称住持，即观主。监院是居第二位的全面负责人。方丈、监院以下有客、寮、库、帐、经、典、堂、号等八大执事，分头负责八个方面的事务。

客即客堂，负责人称知客，负责接待宾客，并协助监院总理事务。寮即寮房，负责人称巡照，负责劳动事务。库即库房，负责人称库头，负责库房。帐即帐房，负责人称帐房，负责财务。经即经堂，负责人称高功，负责诵经。典既是典造(或称点座)，负责人称典造，负责伙食。堂即十方堂(或称云水堂)，负责人称堂主，负责安置游方道士。号即号房，负责人称迎宾，负责先行迎接和初步了解游方道士。

此外还有“三都五主十八头”。三都为名誉职务。五主和十八头各司一职，地位低于八大执事。

各大丛林在分工列职方面也不尽相同。

道是化生宇宙万物的本原。道士指甘心皈依于道教，并且一生都舍去一切追求道，这类特殊的人们。但是，正如前面所言，道教在产生和发展的过程中，由于受特定的历史文化和现实因素的影响制约，在宗教化的过程中实际上被异化了，神仙成了道、老子的代言人，因此神仙信仰(追求成为不老不死的人类)便成为道教徒最为直接、最原始的追逐对象。崇敬神仙即为崇道，反之亦然。可以说，道士生活中的一切都与道教的这一神仙崇拜的特点密切相关。他们因信仰神仙而皈依道门，而修道的目的则是为了跳脱轮回成为不老不死的神仙(与佛教的成佛相接近，前者重今生成就，后者重灵魂成就。)这个难度可想而知，加之历史演变，执政者的政策，道教内部教派开始分裂不同，各派道士所崇拜、敬奉的神仙便有所侧重，比如丹鼎派道士重修炼故较为崇信仙，符篆派道士则重祈禳故较为崇信神，但不管如何，所信奉的都不外是神仙。因此，鉴于神仙崇拜在道士的宗教信仰中具有根本的意义，故道教又常被称为神仙道教或仙道，注重生者，今生成就，而道士也常被称为羽人、羽土、羽客等。

道士的宗教信仰既然在于神仙，那么他们所信仰的神仙究竟是怎么来的?又具有什么样的特点呢?由于道教系多神崇拜性质的宗教，这便决定了道士们信奉的神仙极其众多，作为至高天尊的三清尊神(元始天尊、灵宝天尊、道德天尊)以及三天君和五老君等尊神，到包括四御(玉皇大帝、天皇上帝、北极大帝、后土皇祗)、三官(天官、地官、水官)、日月星辰、风雨雷电、河岳山川诸大神，以及灵官(十天灵官、九地灵官、水府灵官、五百灵官等，皆系高功法师作道场时供9区使的小神，同时又司巡察世界，济世护法)、太岁功曹、城隍土地之属、瘟疫诸神、人鬼之神(包括各姓祖先、历代圣哲贤才、忠孝义烈之士等)、人体四时五行诸神，还有诸仙真，统统在信奉之列，由此而构成了道教所特有的名目繁多而庞杂不一的神仙系统。所谓神仙，便是对这一系统中众多信奉对象的统称。然而，如果细致区分，神与仙又有所不同。神一般指那些天地未分之时的先天真圣，如三清、四御、南辰北斗诸星君等，仙则指天地开辟以后得道成仙的仙真以及地方神灵。神，由于是先天而存在的，并且有玉帝的封诰，所以能在神仙世界里担任或大或小的官职，故而也能得到道土们的祭祀;而仙由于是后天得道(或修炼而成，或经神仙点化而成)而成仙的，仅能长生不死，享有高度自治权，在神仙世界中不问世事，专逍遥自在，所以一般不为道士们所祭祀。

道士们所崇信的神仙的来源，概而言之，一是直接对传统文化继承而来的，二是(有部分是)民族共同推举出来的，而这二者又常常是相辅相成的。所谓继承，就是将上古时期的各种神灵和神话传说中的一些人物统统承继过来，重新给个名号(比如盘古是元始天尊)，成为道教诸神。比如在自然中产生的雨神、土地神、岳神、雷公、水神和日月星辰诸神等天地神祗，以及神话传说中的盘古、女娲、三皇五帝、大禹、九天玄女、西王母、东王公等人物，便都被道教吸收，或原封不动，或略微包装，成为道教神仙系统中的成员。所谓推举，这和中华民族的主流意识儒家的观念“聪明正直，死后为神有关将历史上的一些古圣先贤(对人类历史做过巨大贡献或者道德品质极为高尚的这一类人)，也包括帝王将相、文化名流或技艺能手，如周文王、周武王、老聃、扁鹊、鲁班等，以及道教中的著名人物和古代仙人，如张天师、左慈、葛玄、陆修静、孙思邈、吕洞宾、陈抟、王重阳、丘处机等著名道士及赤松子、容成子、彭祖、广成子等的仙人，其中有少数将一些为圣贤升华为神仙。继承来的多为先天之神或既有之神，而造出来的则多为后天之仙真或仙化之人。前者属于神之范畴，后者属于叫仙之范畴。　道士们热烈地信仰着神仙，也热烈地敬信着神仙，随着道教的发展，神仙的数额也越来越大。不但冥冥之中有神，各路仙人往来不绝于天地之间，就连人自身躯体的每个部位，也有一位神仙，如《上清黄庭内景经》便认为人体中有八大宿卫，又有禀自然之道气的24位真人。而《老子中经》则详细地描述了存在于人体中的55位神仙的具体所处位置、职能，以及与人体之外神祗如何一一相对的情况。尽管这样，道士们创造出这些神仙，并非是将他们杂乱无章地堆积在一起，而是按照区分高低尊卑及职能划分的原则，使他们各处其位，各司其职，组成一个庞大而有序的神仙谱系，从而使神仙世界亦如理想社会那样，整饬(chl斥)有序，和谐统一。当然，在道教初创时，这个神仙谱系还是相当简单的，神仙们的位置也往往不确定，处于显要位置的尊神只有黄帝和老子(后宋，黄帝的尊神位置渐渐丧失，而老子则凭借他是《道德经》的作者，始终居于神仙谱系中最高尊神的行列之中)。

魏晋南北朝时期，随着道教的发展，而道教神仙谱系的建构也在此时初具规模。北魏高道寇谦之除了主尊太上老君外，还提出了三十六天宫均有宫主(神仙)的谱系，已相当可观。南朝名道陶弘景在神仙谱系的建构上，所费心力最大，所产生的影响也最大。他在《真灵位业图》中，将神仙世界划分为7个层次，每一层都有一位主神仙居于中位，其余诸神仙分列于左、右位或特意留置的散仙、女仙之位，使得在当时能搜罗到的近700名各类神仙秩序井然地各就各位，组成一个既庞大而又整饬的神仙阵容。如第一层，元始天尊居中位，左右分列着五灵七明混生高上道君、东明高上虚皇道君、紫虚高上元皇道君、洞虚三元太明上皇道君等。又如第三层，太极金阙帝君居中位，左右排列着黄帝、尧、舜、禹、孔子、尹喜、庄子、安期生、葛玄等由历史贤圣演变而成的仙人。像陶弘景这样精心整理出一个道教神仙谱系，在道教史上还是首见，但他所列示的这一谱系并非是神仙谱系的最终形态。

事实上，道教的神仙世界素来是开放性的。道教教义向人们许诺，任何人只要修炼得道即可跻身仙界，位列仙班。也只有这样，才能吸引道士，使他们树立起修道理想，并坚信只要精诚修炼，即可实现理想目标，羽化成仙，从而依其阶次而升入相应层次的天界。所以，道教神仙谱系在陶弘景之后仍不断扩充，不过发展到宋代，道教神仙谱系便定型为10层结构，定编的主神也不再变动，显示着道教神仙谱系的建构已基本完成。其结构特点是这样的：最高层是三清，目口玉清元始天尊、上清灵宝天尊，太清道德天尊;第二层是四御;第三层是日月五星诸神;第四层为四方之神，即青龙、朱雀、白虎、玄武四神;第五层为历代传经诸名法师，如玄中****师、灵宝三师、三天****师等;第六层是雷公、电母、龙王、风伯、雨师等;第七层是五岳神、诸山神以及各洞天福地仙官;第八层是北阴酆(feng 封)都大帝、水府扶桑大帝及所属诸神;第九层是各种功曹、使者、金童、玉女、香官、仙吏等;第十层为城隍、土地、社神及门神、财神、灶神等。

可以看出，道教神仙谱系本身是一个高度自由开放的系统，世间万事万物几乎都可以在勤修的条件下化作神仙，并在神仙谱系中获得一席之位。更重要的是，有了这一庞大而又开放的神仙谱系，可以在两方面对道士产生积极的影响。首先，可以强化道士们的宗教信仰及其感情，使他们虔诚地匍伏在神仙的脚下，过敬畏不已而尊崇不止的宗教生活;这种生话带有神秘感，在神圣的体验中又渗入了恐惧和敬畏的成分。因为有这样一个庞大而又分工明细的神仙队伍的存在，所以自己的一言一行都有神仙在暗中监控着，随时随地都有可能因言行失慎而获罪受罚，轻则减去修道之功和阳寿，重则接受惩罚。其次，又能激励道士们的修道信心，使他们时时铭记着自己的修道目标，窥视着神仙世界的门户，渴望着有朝一日的仙化，从而位列仙班，逍遥自在。

道士们之所以崇拜、羡慕神仙，是因为在他们看来，神仙作为道的化身，具有永生不灭、形神同在的特征。那些先天地而存在的神，自然是不存在生死问蹋的，即使是后天修炼得道的仙真也可以超越死亡而永生，这又并非仅仅是灵魂不死，其身体也永生不灭，亦即能以活人的形式成为仙真。这与佛教的涅磐思想即舍弃此生而死后成佛的观点不同，也与基督教的原罪说和皈依上帝、进入天堂的观点非常的不同。因为佛教徒、基督教徒都把人的身躯(命)当成了与神及彼岸世界格格不入的东西，而道士却力图将人的生命无限制地延长，等同于神仙，超越死亡，从而进入生存的自由境界，亦即活神仙的境界。在道士们看来，这是能够做到的，方法就是采用仙术(修炼方术)。“若夫仙人，以药物养身，以术数延命，使内疾不生，外患不入，虽久视不死，而旧身不改，苟有其道，无以为难也。’《抱朴子内篇·论仙》葛洪的这一段话，为道士们如此迷醉于修炼方术的生活行为提供了一个脚注，原来那种种修炼方术在他们看来均是成仙之术。所以，方术修炼便在道士们的日常生活中占有了最重要的位置。可以说他们修道的目的就是以仙术致长生，而长生不死即为神仙，这与道士们的神仙信仰正相吻合。在道士们看来，神仙不但长生不死，而且超越了一切身处尘世的人所必受的限制，而徜徉在仙境之中，享受着悠闲自在、快乐惬意的生活，又能够救苦济难，点化世人，普度群生。这同时也表明他们不愿受尘俗声色犬马、功名利禄之累，而渴望在超尘脱俗、高雅飘逸的生活中体味生命的真正乐趣。葛洪在《神仙传·彭相传》中论仙人的一段话，便集中地体现了这一点，曰：“仙人者，或竦身入云，无翊而飞;或驾龙乘云，上造天阶;或化为鸟兽，游浮青云;或潜行江海，翱翔名山;或食元气;或茹芝草;或出入人间而人不识;或隐其身而莫之见。面生异骨，体有奇毛，率好僻，不交流俗。”可见，道士们对那些通过后天修炼得道而臻于永生不灭、形神同在之境的真人、仙人最为崇拜，并时刻引以为楷模。道土们崇奉的仙真很多，有四大真人(南华真人庄子、冲虚真人列御寇、通玄真人辛研、洞灵真人亢仓子)、赤松子、宁封子、广成子、彭祖、容成公、安期生，以及三茅真君、北五相、南五相、北七真、八仙等等，不一而足。 为了使人们相信旧身不改也能成仙，道士们也参与编撰了通过仙术修炼或经仙人点化而成仙的故事，如汉代淮南王刘安“白日升天”的故事，东晋道士许逊举家拔宅飞升成仙的故事，等等。道士们宣扬的成仙方式，主要是飞升。不过在飞升时又有一些具体的差异，有的是乘火升天，如西周啸父;有的是骑龙升天，如黄帝和他的大臣们;有的是受到仙人点化与仙人一起飞升的，如“八仙”中的曹国舅就是经钟离权、吕洞宾点化升仙的。除了飞升之外，尸解也是凡人修道成仙的一种方式。所谓尸解，是一种假托死去而成仙的方式。表面上足死了，留下了尸体，但道士们认为，这是成仙者留下的假尸体，通常是用剑、杖、拂尘等物变化而成的。即使有时真魂先行仙化，其后也会设法回来与真身复合在一起，成为形神同在的神仙。总之，从道士们对神仙的无限向往和不懈追求中，不难看出他们对心身恒存的非常强烈的渴望。正是在这种渴望的驱使下，道士们修习于种种方术，勤修苦炼，早求出世，得道成仙、救苦济难、普化众生。这种对于神仙的热烈追求，既是道士的宗教信仰之实质所在，又是他们的生活目的与理想之所在，道士们的日常修道生活的种种特点即与他们的这种信仰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

在神仙信仰的支配下，道士们为了实现自己的理想，告别俗世，投身道门，自愿地接受宫观内种种规矩的

约束，踏上了“路漫漫其修远兮”的“修道”之路。 道士们根据他们所接受的道教教义，相信那至高无上而又永恒存在的“道”，可以通过自己刻苦的修炼而获得。修道者一旦与这个“道”合为一体、融洽无间，便可以达到彻悟真谛、物我两忘、长生不死、自由自在的境界。而当这个“道”被“神仙”具象化或置换之后，“修道成仙”便成了道士们共同的神圣选择，成了他们修炼生活的主要目的。所以，道士们的修道生活，就是在“成仙”这一价值层面上展开来的。为了“得道”而“成仙”，他们采取了种种自以为行之有效的手段，道士们的一系列修炼方术就是由此而衍生出来的。采取种种方术来修炼，是道士们日常生活中的一项最为重要的生活内容，他们“成仙”的希望便全部寄托在这种修炼上。所以，要了解古代道士的生活特点，就必须了解他们的修炼生活情形。

道士的外丹修炼服食丹药以求长生，曾是道士们的一种主要的修炼方术，因此亦是他们生活中的一项重要内容。为此，无数遭士作出了非常执著甚至极其痴迷的努力，前仆后继，遍作尝试，确乎带有几分悲壮而复悲哀的意味。

在战国时期，燕国和齐国一带的方士们出于原始的神仙信仰，即开始探求服食仙药而成仙的途径。这种出于原始宗教幻念式的选择;曾经促使一些人冒险寻觅仙药，而其中又以那些贵为君王的人最为执迷，因为他们的长生梦与权力梦是统一的。像齐宣王、燕昭王以及秦始皇、汉武帝等，都曾遣人多方寻觅仙药。自然，仙丹妙药难以找到，成仙之梦也就无从实现。为此，秦始皇发怒坑杀了不少方士。但是，这并没有阻断信仰者的冒险与尝试。现成的仙丹既不可得，那就靠自己炮制炼就，于是秦汉时期试炼金丹的方术便出现了。方士李少君台劝汉武帝“祠灶”，称用丹砂和其它药剂作原料即可炼出黄金，铸成饮食器皿，用之即可使人长寿。(参见司马迁《史记·封禅书》其根据为：仙人食金饮珠，寿与天地相齐;服金者寿如金，服玉者寿如玉。这种将人之生命与金丹之不朽统一起来的思路，与中国传统的阴阳五行说、天人合一说以及原始巫术的类比思维都有深切的联系。既然服食金丹(或者用某种金属器皿)便有成仙永寿的希望，那么追求者便渐渐多了起来。

崇拜神仙是道教最基本的宗教特征，长生不老、羽化成仙是道士皈依道门的主要目的，而古代神仙方术中的合炼金丹仙药，其直接目的就是为了实现长生不死的梦想，加之道教、道士的诞生本来就与先秦以来的神仙方术、方士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所以秦汉方士服食金丹之术便直接被道士们所继承，并被作为一种主要的修炼方法。

当然，服食金丹仙药作为道士们的一种修炼方术，有一个发展过程。并非是从道教一创立，道士们便选择了服食丹药作为修炼手段。东汉末期，道教初创，其时的道士们虽然已经开始吸收先秦以来的神仙信仰和方术实践，但这时道教的宗教义理学说的核心是救治危世而致太平，道士们修道、传道的重点放在实现这一理想上，所以炼丹服食在他们的生活中基本不占什么位置。魏晋以来，道教的发展进入了神仙道教的阶段，其教义学说的重点逐步移向了成仙不死，道士们的修道目的亦随之而定位于长生成仙这一点上。魏晋时期，以葛洪为代表的道派，重视服食金丹之法，认为这是修道学仙的第一要术。葛洪在《抱朴子·内篇》中系统地总结了修道成仙的各种方术，并且极力向人们灌输神仙存在、神仙可学的道理和方法。经过葛洪的大力提倡，金丹服食就成为道士们的重要修炼方术，并且迅速地发展起来。

人们普遍地将道士服食金丹的修炼方术称为“外丹术”，与此相对应，道教中主要采用服食丹药为修道手段的道派，便被称为“外丹派”。所谓“外丹”，相对于“内丹”而言，简言之就是运用器具烧炼出来的药物。道士们认为，服用了这种药物便可以长生不死，羽化成仙。信仰外丹术的道士的修炼生涯，主要就是从事炼丹，不断地探索炼取丹药的方法。

作为一种修炼派别，外丹派在魏晋时期层口已形成。东汉魏伯阳在《周易参同契》[2]中，已经着力据《周易》阴阳之道，又吸收黄老自然之理，讲述炼丹之事，堪称是历史上最早的外丹经。其中对炼丹的诸种药料、烧炼火候、服丹功效等都有相当细致的说明。他用五言诗的形式，带着美好的幻觉，来形容服食丹药的奇效：

臣胜尚延年，还丹可入口。

金性不败朽，故物为万宝。

术士服食之，寿命得长久。

金砂入五内，雾散若风雨。

熏蒸达四肢，颜色悦泽好。

鬓发白变黑，更生易牙齿。

老翁复丁壮，耆(qí音齐)妪变姹女

改形免世厄，号之曰真人。

魏伯阳的丹道思想对道士们的炼丹术影响很大，被后世奉为“丹经之祖”。到了晋代，随着道教外丹派的形成，笃信飞炼金丹黄白、服食成仙的道士们便完全沉溷(hùn音混) 于外丹术。其中，成就最高者当首推东晋名道士葛洪。魏伯阳与其弟子虞生及用来试验长生不老药的狗。金丹中认为尸金丹之为物，烧之愈久，变化愈妙;黄金入火百炼不消，埋之，毕天不朽。服此二物，炼人身体，故能令人不老不死。此盖假求于外物以自坚固……”。这种观点代表了中国古代道士们从神仙方士那里接受来的一种追求长生的观念与方法。道士们认为，人可以长生，但要长生，必须服食不死之药。那么，这种不死之药是什么呢?其不可能是草木药之类，因为草木药本身易腐烂，在火中会化为灰烬。由于草木药自身没有坚固性、永恒性，移入人的身体中，自然不能使人长生不死。因此，必须发现一种坚固不朽、无变化的药物，通过服用这种药物，使其不朽性传入人体中，服用者便可以长生不死。这种不朽的药物，就是金丹。

葛洪不仅从理论上倡导外丹术，而且通过实践宋亲验。然而，经过多年的勤苦烧炼，葛洪仍没有得到满意的丹药，他认为关键原因是自己没有像前人那样，远离尘嚣、与世隔绝、静心修炼。因此，他便携带妻子鲍姑、侄儿葛望以及书籍行囊，来到了罗浮山。罗浮山位于今广东博罗县境内的东江之滨，纵横500里，有大小峰峦432个，形态各异，变幻无穷，气象万千。山中悬崖怪壑，乱石丛林，有朱明、桃源、夜乐等18个洞天和白水漓、水罕洞等980多处飞瀑幽泉，当地又盛产炼丹用的丹砂，正是理想的炼丹之所。因此，葛洪便在这被道土们称为‘‘三十六洞天”之“第七洞天”、“七十二福地”之“第三十二泉源福地”的名山中居住下来，开始了自己的新的努力。住下之后，葛洪首先建庵砌灶，先后修筑了都墟、孤青、白鹤、酥醪四庵并且在位于东麓朱明洞南的都虚庵旁，用花岗石砌成一座丹灶。丹灶顶高3.6米，底座呈四角形，边长为2.5米;灶体呈八角形，边长为0.8米。灶坛的每一面，按照方位分别雕有乾、坤、震、巽(xùn音训 )、坎、离、艮(gèn音亘)、兑八卦图形和麒麟、仙鹤等异兽灵寓图案，四角的石柱上还刻上云龙。然后，葛洪开始采集炼丹所用的药物。他洁身曰，身带升山符，背悬驱魔镜，口念咒语，进入深山，用禹步法(道土做法事时召役神灵的一种方术，详见后文有关介绍)采回许多矿物和植物。葛洪把采集回来的草木植物拿到麻姑峰下的池水中清洗干净，供自己服食和配制成行医用的药丸，矿物则用宋炼丹。择定了炼丹的黄道吉曰，他在灶边悬挂上古剑、古镜等法器，然后正式升火炼丹。他先用丹砂炼出了一种银白色的液体(汞)，又将这种液体炼成赤红色的结晶体。他还曾用铁涂曾青(硫酸铜)得到了一种“外变内不变’’如铜一样的物质。还有一次，他用盐和石胆，再调和雄黄粉、牛胆，放入丹灶之中，灶外用蚯蚓土调曲为泥封盖，以文火烧炼了30天，炼出了一种被称为“丹宝”的金黄色的混合物。总之，葛洪在罗浮山中尝试过道教的各种各样的炼丹方法，多次合炼金丹，可以说他在山中的修道岁月，主要就是烧炼金丹。外丹修炼成为他生活中的主要内容。葛洪于61岁时死于山中，传说他死后身体柔软，颜色如生，抬尸入棺，轻如一件衣服，世人以为他已尸解成仙，故称他为“葛仙”。其实，他的死系因长期服用自己炼的金丹，体内过量存积硫酸铁等金属而中毒死亡。

南朝名道士陶弘景是葛洪之后的又一个大炼丹家。为了获得奇妙的金丹，陶弘景也付出了极为艰辛的努力。据《南史》记载，从梁天监四年(公元505年)到梁普通六年(公元525年)，在这长达20年之久的岁月里，陶弘景进行了无数次的炼丹实验。他一次又一次郑重其事地在深山中挖灶安鼎，“阳燧”取火;一次又一次地沐浴斋戒，虔诚地祈祷神灵，保佑他炼出上好金丹。就这样，他日复一日地苦候在毒烟笼罩、酷热难当的丹房中，然而得到的却是一连串的失败，据《华阳陶隐居内传》记载，天监四年、五年以及其后的几年里，陶弘景炼丹“鼎事累营，皆不谐(不成功)”。连续的“开鼎无成”，使得这位清修之士变得脾气烦躁、疑虑多端，自信心骤减，甚至想到了以死来解脱。但是，陶弘景毕竟不是一个庸常之辈，“不见金丹心不死”，他苦心孤诣修道几十年，梦寐以求的就是炼成金丹，白日飞升。所以，他岂能甘心半途而废。也真是功夫不负有心人，在年近70岁之时，他总结此前历次炼丹的经验教训，再次“营鼎”，终获成功，开鼎之时，只见“光气照烛，动心焕目”，“金丹”静静地躺在鼎中。欣喜之下，当月口服用，当然也没有忘记将此作为厚礼送给他的方外之交——梁朝君主梁武帝萧衍宋享用一番。

在道门炼丹服食修炼方术的影响下，整个魏晋南北朝时期社会上也酿成了.一种服食仙药的风气，士大夫阶层服药(外丹)的事屡见不鲜。在这个被称为“人的觉醒”的年代，文人士大夫们对人生苦短、浮生易逝的感受极为强烈，于是便欲千方百计地留住生命，使其鲜活美好而不衰。而道士们所苦心经营的外丹术，恰恰迎合了这种心理期待。这样，炼丹不仅成为道士们日常生活中的主要任务，而且由于贵族阶层的加入，使外丹道士因此能够得到物质上的支持，这又刺激了外丹术的发展。这是因为炼丹费资颇巨，而皈依道门、不事俗务的道士们是无力负担的。事实上许多道士都是靠官宦阶层提供物质和生活保障而从事炼丹实验的，如葛洪就是依靠广口、N刺史邓岳的支持而坚持在罗浮山中炼丹的，陶弘景曾为萧衍取代齐朝建立梁朝献计献策，是萧梁王朝的“山中宰相”，自然不会缺少来自于朝廷的支持。

就这样，在一代又一代道士的努力下，到唐代道门外丹修炼术的发展达到了鼎盛时期，所使用的工具和设备以及操作、药物用量等已更加完善与合理。尽管外丹道士中屡屡出现服丹中毒而死、而癫的事件，但仍旧有大量“丹心·”坚定的道士将自己的修道理想全部寄托在外丹修炼上。他们的日常生活就是在丹房中满面尘垢、惨淡经营，一心希望创造出奇迹来。如孙思邈这位被誉为“药王”的唐代高道，同时也是一位著名的炼丹家。为了探索丹药的种种配方和采集原料，他“虽艰远而必造，纵小道而亦求，不惮始终之劳，讵辞朝夕之倦”(《云笈七签》卷七十一)，为此，他在炼丹中如何去除矿物的毒性方面做出了突出的贡献。他发明了将炼丹用的雄黄在油中泡9天9夜去除毒性，又在山中以丹砂、曾青、磁石等苦炼成“太一神精丹”。他不但精研炼丹术，而且还撰写了《太清真人炼云母诀》 、《烧炼秘诀》、《太清丹经要诀》等多种炼丹著作。

道士们炼取外丹和服食的方法，通常是师承秘授的，故在择徒、授术方面严格保密。这样的“单线联系”便形成了外丹修炼术的传承派系，派系之间在配方、炼取、服食的具体方法上有明显的不同。葛洪将炼丹术分为神丹、金液、黄金3种，虽然互有不同，但服用之后都可以使人身体不朽，长生成仙，这是外丹派道士从事服食炼丹的最基本的信念。大体说来，根据炼丹时所用材料的不同，外丹道士可分为金砂派、铅汞派和硫汞派三大派。金砂派资格最老，左慈、葛洪、陶弘景等人就是此派的代表。据葛洪自述，他习炼的外丹术是由左慈传其祖父葛玄，再由葛玄传郑隐，又由郑隐传给他的。为此他曾付出了艰辛的努力，才取得了郑隐的信任。一起师承郑隐的许多道徒，都没有得到此术，只有葛洪得到了郑隐的秘授。葛洪荣幸地读到了郑隐秘不示人的《九鼎丹经》、《金液丹经》等典籍，深信其理，视之为“仙道之极”。葛洪在自己的丹房生涯中总结出不少经验，他认定丹砂烧炼之后能还原，此之谓“还丹”。经由不断烧炼而又不断还原的丹砂，其次数越多，“仙效”愈快。葛洪在《抱朴子内篇·金丹》中称，一转丹(仅还丹一次的)服后需3年才能成仙，二转丹则需2年，三转丹便降至1年，如果到了八转丹，10日就可飞升，而九转丹服食一毕当即就可飞升。想来当初嫦娥偷偷服食的灵药，大概就是这种九转丹吧。

至于铅汞派，则主张炼丹必须用铅汞，但也可适当配上银、朱砂、雄黄、硫黄等。此派可以追溯至东汉魏伯阳，以其《周易参同契》为经典。该派道士将铅汞视为至宝大药，认为铅汞“合天地之元纪，包曰月之精华，上冠于乾，下顺于地，总七十二石，统天地之精光，修炼成丹，服之延驻”。(《大还心镜》)铅汞派外丹道士还充分发挥他们的玄思妙想，在炼丹过程中将炼丹用的鼎器想象为一个缩小了的宇宙(乾坤之合)，铅汞(药)在鼎中即为居于乾坤之内，鼎盖为天，鼎座为地，鼎唇作雌雄，乾坤相合化育，炼成大丹，此丹四象齐全，五行完满，即合于阴阳五行妙道，服之岂能不产生奇效!

至于硫汞派，唐代方兴。此派道士主张用硫黄与水银合炼，方可获得仙丹。在炼制过程中，他们也强调要契合阴阳之道，以为硫黄是太阳之精，水银是太阴之精，一阴一阳台为天地，恰如夫妇合精，乃可炼成灵丹。派系不同，方法各异，自然导致了各派系之间的争论和互贬。但在互相攻讦的过程中，彼此借鉴、融合的情形也是存在的。

炼取外丹所用原料，除了上述三派格外强调的丹砂、铅汞、硫汞外，还有许多，大多为天然产物，如雄黄、曾青、石胆、砒霜、白盐、白矾、云母等等”石药”，以及牡砺、胡粉、菟(tù音兔)丝、朱草等动植物原料。在唐代，外丹术最为兴盛，所用原料更为广泛，简直称得上是别出心裁，无奇不有，连童男女的便溺也派上了用场。唐代梅彪所撰《石药尔雅》，便收集了炼丹常用药150种之多，这还是仅限于“石药”的统计。由此可见外丹道士的尝试覆盖面很广，可以说他们在日常生活中几乎将全部精力倾注于药物的采集、选用，以及具体的炼制上，同时也将全部喜怒哀乐系于鼎中之物的成败上，真可谓“为伊消得人憔悴”。

道士们具体的炼丹过程，既神秘，又复杂，且还有很多禁忌。首先，要慎选炼丹场所，宜选名山幽僻之处，结伴3人左右。入山前要斋戒沐浴，避与俗人往来，以免邪气袭入，妨害炼丹。入山时又须择黄道吉曰动身，并且要，佩带进山符、驱鹿镜。进至山中，先踏勘地形，选择良址，然后筑造丹房。筑丹房很有讲究，需要佩带符E口，清心洁斋，先除去地上的杂草，且挖去地表3尺深的土，填以好土，并且铺平夯实。然后是建屋、筑坛、安(炉)灶、置鼎、配料以至升火炼药。每一个步骤都必须慎之又慎，不容马虎。譬如建丹室。必须严格按照规定的长3丈、宽1.6丈宋建造，墙壁内外用泥抹平，务求坚实而严密。门和窗户的位置在正东正南，窗户宽4尺，必须非常严密。门户要密闭，关严后不漏光线。坛，又称丹台，是用宋安放丹炉、药灶的，其营造也极有法度，必须筑于丹房的正中央，垒土而成，高8寸，宽24寸，亦有分为3层的，每层高低和宽广尺寸各不相同。炉是容纳鼎的设施，灶是容纳釜的设施，一般仅用其一，安放时先要在坛上埋符篆，而其大小尺寸以及置放的方位、安放的时间等也必须与天地曰月星辰、五行八卦一致。鼎有内盛水、盛火两种，从材质来讲则有金鼎、银鼎、铜鼎、铁鼎等等。安法不同，名称也不同，水鼎在上、火鼎居下的安法叫“既济炉”;水鼎在下，火鼎在上的叫“未济炉”。“既济”与“未济”均系《周易》六十四卦中的卦名，上坎(水)下离(火)为“既济”卦，上离下坎为“未济卦”，这就是二炉名称之由来。鼎是炼丹的反应容器和冷凝装置，其中火鼎最重要，炼丹用的药料即放于其中，鼎内燃火加热;水鼎中盛的是水，外围充以灰土之类。二鼎有管相通，水鼎另有一管贯通，以供给冷水和引出蒸汽。

“内丹”作为道士们的一种修炼方术，系相对于“外丹”而言。作为道士们的主要修炼功法之一，内丹修炼术不同于外丹修炼术之处主要在于其不是以金石铅汞等药物在炉鼎中冶炼成金丹来服—食，而足以修炼者自己的身体为炉鼎，以身体中的精广气、神为药物，通过一系列特殊的修炼功法，在自己的体内炼成“金丹”。因这种修炼主要是在修炼者自身的体内“作业”，故称为“内丹”修炼。道士们认为，通过这种不假借外物的自我修炼，便能收到如服食金丹那样的功效，获得金刚不坏之身，寿蔽天地，不死成仙。

内丹术是继承、综合了古代的服气、胎息、守一、存思等气功功法，同时也继承不口发展了古代精、气、神学说和经络学说，并以《周易》阴阳、图卦说为理论框架，M而形成的一种独特的修炼功法，是宋元以后道士们的主要修炼方术。关于内丹术的起源，说法不同。有人认为东汉末已有之，魏伯阳的《周易参同契》就是讲内丹的，其所说的清虚内守、强骨益气、会精养神、筋骨致坚等等，均属内丹功法;有人认为魏晋南北朝已有之，如《黄庭内景经》中的“琴心三叠僻(wd舞)胎仙”讲的就是内丹，甚至东晋时许逊《灵剑子·服气诀》中还有了“服气调咽用内丹”的说法;又有人认为隋朝的名道士苏元朗的《旨道篇》就是专讲内丹的著作。不管如何，在唐代持内丹修炼术的道士已逐渐增多，这自然与唐代道士迷恋外丹服食中毒身亡的惨痛教训有关。

唐末五代时期，研讨内丹在道士们中间已普遍成风，产生了如《灵宝毕法》、《钟吕传道集》、《入药镜》等内丹著作，内丹修炼术的理论和方法更力口丰富和系统化了。宋代以来，内丹术分为南北二宗。南宗以名道士张伯端所传功法为相，主要流行千南方。张伯端的《悟真篇》等为该派功法的经典著作，其特点是主张先命后性。北宗以全真道教主王重阳为相，(重阳全真集)等道书为该派的经典著作，其特点是主张性命双修，以修性为先。此后，又有元代道士李道纯创立的中派，明代道士陆西星创立的东派，清代道士李涵虚创立的西派。

正因为内丹术只不过是道士们为了避免外丹术所带来的中毒死亡代价的替代性的修炼方术，所以其与外丹术实际上存在着很密切的关系，通俗些说，“内丹”不过是道士们将“外丹’’移至自己的身体之内宋炼罢了。就是说道士的炼丹炉鼎不再是那些金属制的沉重家伙了，而是他自己的躯体;炼丹药料也不再是什么丹砂、铅汞、硫汞了，而是自身体内的精、气、神。这三者经过一定的修炼(自然也并非是容易的事)而凝结成的东西仍叫“金丹’’(或叫“内丹”、“圣胎”)，其功效可使人养生长寿，甚而成仙不死。所以，内丹术基本上沿用了外丹术的那一套术语。这说明，从内在原理来看，无论外丹术还是内丹术，都是道士们求取仙丹以谋永生的手段。正因为如此，修炼内丹便成了他们日常生活中的主要内容，并且都宁愿为此而承受修炼过程中所必须付出的种种辛苦。对于内丹道士来说，虽然表面上看来不必像外丹修炼盖屋、安鼎、升火，以及守候在丹房中忍受寒暑侵袭、烟火熏烤等诸多辛苦，但是要真正炼出“内丹”来，则更有登天之难，仅从时间上来说，就远非一年半载所能奏效的，所以比外丹修炼更能考验一个道士的信念与毅力。

试图通过种种修炼方式而达到生命永驻的境界，这是道士们在宗教信仰支配下的神圣选择，也是他们生活的主要目的。他们的曰常生活都是围绕实现这一最高理想而展开、进行的。在此过程中，中国古代道士亦展开了对生命的大敌即死亡的持久的反抗。在执著不息、幻想联翩的生命追求中，虽然他们一次次地失败了，但就在他们对生命奥秘的探索中，却积累了许多有价值的经验￥口教训，在有意无意之中踏入了科学的疆域。

道土的外丹修炼贯穿了整个道教史，目口使在唐末趋衰之后，习炼外丹者仍不绝如缕，时至清代后期，还有(金火大成)之类的外丹著作出世。虽然这种外丹修炼长生成仙的追求是虚妄的，失败的，不仅损害过许多道士的生命，也损害过许多帝王将相、文人学士乃至一般民众的生命，但是从科学发展史的角度看，道士们生活中的这种努力并非全然是徒劳无益的，在道教外丹术一千余年的历史发展中，无论是服丹成仙和飞丹合药的根本信仰及基本理论，还是具体的实践操作，包括方法、器具设备、原料药物及炼丹产物、对丹药中毒的认识等等，都广泛涉及中国古代自然哲学和科学技术思想，涉及矿物学、冶金学、化学、医学不口药物学等诸多学科领域。”这种情形追求宗教信仰却踏入科学之门，倒确如一句俗话所说的那样：有心栽花花不发，无心插柳柳成荫。

比如作为中国古代四大发明之一的火药，它的发明即与道土炼丹术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火药最主要的成分是作为氧化剂的硝石。道土们炼丹配药时，常将硝石与三黄(硫黄、雄黄、雌黄)及其它一些原料合在一起烧炼，结果引起了剧烈燃烧或爆炸。炼丹道士在，晾魂甫定时必然会注意并思考这种现象，<周易参同契)对这种现象便作了记述，并提醒炼丹者予以注意，否则配方及操作不当，就会出现“飞龟舞蛇，愈见乖张’’的剧烈反应，严重者可危及炼丹道土的生命。中唐的<真元妙道要略)也记载广硝石，宜佐诸药，多则败药。生者不司合三黄等烧，立见祸事。”这种现象发生多了，便会形成相应的概念，所谓“火药”之称，便是唐代炼丹道土对这种会发火爆炸的药物的称呼，尽管他们是在“药’’的系列里为火药安置了一席之位，还没有认识到火药的其它价值，但早如果没有炼丹道士的实验，火药的发明也许要推迟许久。炼丹道士的丹房本是羽化飞升、炼丹成仙的所在，但实际上却成了原始的“化学实验室”。在他们于震悚中i己下“火药”名字的时候，他们实际上也积累了许多化学知识及实验技术。其中有关于铅、汞、矾、砷、金、银、硫等化学物质的知识，对许多矿物的认识，古代炼丹道土实际也走在了前列。特别是对这些金属、矿物的化学反应过程的了解与把握，勤谨而又虔诚的道士也积累了不少知识，并实际炼成了被视之为‘‘合金’’的物质，如“雄黄金”、“雌黄金”、“曾青金”、“硫黄金”、‘‘白锡金”、“朱砂金”等等。难怪著名的英国学者李约瑟在其名著<中国科学技术史)中，会将中国古代炼丹术视为近代化学实验的先驱。

既然道士们生活中的种种修炼方式目的在于养生益寿，那么这些修炼手段便自然与医学科技有不解之缘，因此对中国古代医学甚至世界医学的发展也作出了重大的贡献。古代社会巫医不分，巫师又兼医师的角色，他们除以种种巫术为人消灾除病外，同时也以药物为人治病，比如《山海经·海内西经》中即有巫彭、巫咸等巫师“皆操不死之药”的说法。到了秦汉时期，在众多神仙方土中更不乏掌握一定医药知识之人，我国现存最早的药物学著作《神农本草经》 ，据说很可能即为秦汉以来的神仙方土整理汇编而成。道士们在这方面的成就比之于古代巫师和神仙方土，堪称“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他们通过自己的修炼实践或直接的行医实践，在病理学、药理学方面做出了诸多贡献，其中医术高明者也不在少数。如葛洪既为一代高道，又是著名的道教医药学家，由其撰写的<金匮药方)、(肘后备急方)等医药著作，在疾病防治、药物性能鉴别、养生保健等方面，可称得上是中医史上的经典之作，而对于某些疾病和传染病如天花、结核病、恙虫病、急性黄疸肝炎的记录和认识，以及对免疫方法的认识和以免疫法治病等，则在中外医学史上均有先9区首创之功。此外，在<抱朴子内篇·仙药》中，葛洪对于药用菌科生物和植物的药性功能及用法的记叙，亦贡献甚巨。南朝高道陶弘景对中医的贡献则突出地体现在药物学方面。他一生撰写了大量医学著作③，其中的《本草集注)在系统整理、全面总结前人药学经验，以及创立新的药物分类法等方面，功盖后世。唐代的(开宝本草)、宋代的<证类本草)、明代的<本草纲目)，在药物分类法方面均受其影响。至于被奉为“药王’’的唐代名道孙思蓟，更是一位医术精湛、医德高尚的“神医”，他修道炼丹，又兼行医看病，在中医方剂学、本草学、各科疾病防治以及整理<伤寒论)等方面均成就斐然，至于<千金要方)、<千金翼方)二书，堪称中医史上的宏构巨著。孙思邈的医学成就，是道门的一大骄傲。除上5菹三人外，道土中精于医术者还大有人在，这里难以一一介绍。总之，从道教的性质以及道土修炼的目的两方面来看，道土们的修炼方式除了其终极目的之外，亦有与医学科学相通的一面，这是有其内在的必然性的。尽管在道士修炼方式基础上形成的道教医学因受神仙观念等的影响而掺杂有许多非科学的糟粕，但其在中医史乃至世界医学史上的地位均值得大书特书。

道士生活中的内丹修炼，则具有气功养生学方面的价值。英国学者密尔顿曾通过深入研究，认为宇宙、地球、人体在化学组成方面确实具有相关性和同一性，天人感应及内丹术也

均有化学方面的依据。他明确指出，道士们把人体看成小炼丹炉不失其从某一角度看问题的合理性。随着现代生命科学、中医学、仿生学、养生学及气功学的发展，人们对内丹修炼(主要是气功)的内在合理性必然会有更加充分的认识。气功与内丹术的关系非常密切，其内在的传承关系与相通之处早为人们所公认。道士炼内丹讲究运用先天真气、元气，导引吐纳，使人体内的精、气、神凝合为丹(实为“功”)，这种路数在气功中体现得十分鲜明。一般情况下，气功都要求练功者调节内气，寂然入静，在调身、调息、调心的努力下，排除杂念，达到浑然忘我的境界。在呼吸吐纳、反复修炼的过程中，即可调和阴阳，翕聚精气，存神内视，气沉丹田，经络畅通，神完气足，由此便能激活生命潜能，“小可祛疾，大可延年”。现在学者研究认为，气功能够开发人的智力，优化人的情绪，增进人的身心健康，防治人的心身疾病等等，功能之大，不可轻视。也有人论证，气功治病，可以不假外药即可病除，其原理是微粒流产生的异体电波输入病者体内，刺激病人神经系统或病灶部位，改善内在血脉与经络的现状，即可达到治疗目的。这些说法，抑或有待验证，但是以内丹术为代表的道土修炼方法对现代气功的启示，却只会有增无减，则是无疑的。

道土修炼方式与科学的诸多联系，丰富了道士生活的内容。他们在修炼过程中偶然所取得的一些科学成就，不管是出于有意或无意，终归是他们的生活收获。所以，在我们了解和认识古代道士生活的同时，且不可疏忽了道士生活中的科学发现与创造这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