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莉娅娜·法拉奇

她两次获得圣·文森特新闻奖，一次获得班卡瑞拉畅销书作者奖，她还获得美国芝加哥哥伦比亚学院名誉文学博士学位。这些丰富的经历与她的成功相互交织，才塑造出了明星般的奥莉娅娜·法拉奇。

正如《纽约时报》在法拉奇的讣闻中所说：“奥莉娅娜·法拉奇是一个善于解剖权威的采访者，一个善于打碎偶像却让自己成为偶像的记者。”她出版过数本小说，代表作《男子汉》于1979年7 月出版，累计印数超过 150万册，有14种译本。80年代初期为自由撰稿人。1980年8月来中国采访过邓小平。被人们誉为“世界第一女记者”和“文化奇迹”。

法拉奇是20世纪最为著名的新闻工作者、战地记者和小说家之一，她以尖锐、犀利的采访风格和独具个性的文学创作，在新闻界取得骄人的成绩，赢得了极大的国际声誉。

法拉奇在工作上是个无人能敌的“狂徒”，但生活中却担任着一个“异类”的角色，在采访中浑身散发着无限激情的她曾说过这样一句话：“事业是可爱的，爱情是可笑的。”而且她还发誓自己一辈子既不会结婚也不会生育。然而，对女人来说，爱情总是一个极大的诱惑，即便刚毅如法拉奇，最终也没有从它温情的掌心中逃脱。

1973年，法拉奇在米兰办公室的一位男同事说他要去采访被释放的希腊抵抗运动领导人阿莱科斯，法拉奇立刻取消她花了8个月的时间才安排好的对西德总理勃兰特的采访，专横地说：“你不会走，但是我就要走了。”她后来说帕那古利斯能让她回忆起青年时期她视死如归的游击队战斗生涯，尤其是她的父亲。采访阿莱科斯时，她的最后一个问题是：“作为一个人的含义是什么?”阿莱科斯回答说：“意味着要有勇气，有尊严。意味着去爱，但不允许让爱成为避风港。意味着斗争和胜利。按你看，人是什么?”法拉奇回答说：“阿莱科斯，我说人应该是像你那样。”

1973年，43岁的时候，这朵浑身长满了刺的野玫瑰终于等到了驯服她的那个人——34岁的希腊抵抗运动英雄阿莱科斯。虽然这个男人个子矮小、其貌不扬，但他身上无时无处不在散发着的那种激情和勇敢却深深地契合了法拉奇的内心。他是一名反对强权的斗士，只有危险与死亡才能使他亢奋，他还是一位诗人，充满幻想，身上跳跃着活力和激情，也许，只有这样一位精神上不甘平庸的男人才能点燃潜伏在法拉奇身上的爱情之火。

爱情是神奇的，当女人陷入爱情时，再尖利的玫瑰刺也会软化成一个柔软的眼神、一双温暖的手。在阿莱科斯面前，法拉奇似乎更像一位母亲，她无怨无悔地帮助着这个和情人散步时口袋里也会揣着炸弹的男人，她冒着生命危险把他转移到意大利，一个更为安全的地方，让他继续革命，她陪他一次次进出雅典，帮他竞选议员筹款，有几次差点被对手追击得车毁人亡。她欣赏他的激情和口才，她忍受着他的任性和固执，她和他一起承担无处不在的危险……她一直说阿莱科斯是唐·吉诃德，而她就是他忠实的仆人桑丘·潘沙。她的使命就是跟着主人梦呓、撒谎、夸夸其谈，忍受无法忍受的痛苦，和想象中的敌人格斗。

然而，当激情的火花燃尽，爱情渐渐融入生活时，女人总是会变成一个盲目的、一如既往的付出者，而男人往往会成为一个理所当然的接受者。法拉奇的爱情就是这样一个泥潭，当她越陷越深时，阿莱科斯却站在岸上无动于衷，甚至落井下石。当他困窘时会埋怨责怪法拉奇，丢下一堆牢骚怨语;当他的任性发作时，会当着所有人的面讽刺挖苦他的情人;而需要她时，便提出一小时内为他准备好一艘游艇这样不合理的要求，甚至要求法拉奇送他一辆小汽车。

相爱两年后，法拉奇怀孕了，为此她还专门写了一本书，以少有的低沉，舒缓的笔调记录了她怀孕后的悲喜，展示了她性格中柔情似水的一面。然而，当阿莱科斯得知这一消息后，不但没有喜悦的神情，反而以嘶哑和结巴的声音问法拉奇打胎的费用如何分摊，并建议两人各出一半!法拉奇身上的刺没有了，阿莱科斯却用一根锐利的刺不断地戳伤着爱人那颗宽容的心。

这样一个近似无赖的男人曾让法拉奇无数次黯然神伤，但伤心过后，她又恢复了母性的心肠，原谅他，包容他，直到1976年，他在一场车祸中死亡。法拉奇相信是有人谋杀了他的爱人：在乌利亚格梅尼街，一辆轿车高速向他逼来，巧妙地左右摆动一下把他挤出路外，他几乎是当场死亡，150万人参加了他的葬礼。法拉奇说：“帕那古利斯一直在寻找的东西，也是值得每一个生下来的人应该寻找的东西，是不存在的。被称为自由，被称为正义的东西是一场梦。哭泣也好，诅咒也好，忍受也好，我们只能追随这个梦，并对自己说，当一样东西不存在时，就要创造它。难道人的命运不就是创造不存在的东西和为梦的实现而奋斗吗?”跟帕那古利斯的爱情还让她创作了两部小说，1975年的《

法拉奇于1957年发表了她的第一部叙事文学作品《

作为记者，法拉奇表现出一种勇敢乃至冒险的职业精神。她曾于上世纪60、70和80年代穿梭于战火硝烟之间，采访越南战争、印巴战争、中东战争及南美战乱。她还采访过当年的越南军队统帅武元甲、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埃塞俄比亚皇帝海尔·塞拉西、巴基斯坦总理布托、以色列总理梅厄夫人、伊朗国王巴列维、巴勒斯坦领导人阿拉法特、伊朗宗教领袖霍梅尼、利比亚领导人卡扎菲等世界政坛风云人物，以及受到全世界敬重的我国领导人邓小平。这些采访录后来被法拉奇本人汇集出版，书名为《采访历史》。

法拉奇在采访中常常是以历史视角，审视各类重大新闻事件，并表现了一种唯其所有的“犀利风格”。它用语率直、尖锐、咄咄逼人、轰炸般的盘问，有时甚至显得有些“挑衅”。她曾使纵横世界政治舞台的外交家基辛格限于尴尬;令卡扎菲愤怒失言。她甚至不顾伊斯兰教的习俗和有关规定，当着霍梅尼的面撕下面纱，大声说道：“许多人说你是个独裁者!”

作为作家，法拉奇于1957年发表了她的第一部叙事文学作品《好莱坞的七大遗憾》。其后又陆续出版了《给一个未出生孩子的信》、《男子汉》等多部自传体或纪实性小说。她在文学创作中几乎从未把文学与新闻分离，始终坚持反映矛盾交织的社会现实，表达自己对现实世界的体味。

法拉奇是世界新闻界的“女强人”和文坛上特立独行的作家，同时也是一位备受争议的人物。一些人认为她是一个“直面历史的伟大记者”和“以行为去实践心中理想”的作家。批评者指斥她“蛮横无理和傲慢”，称其文风“夸张”、“浮华”，有强烈的“自我表现主义”。意大利安莎社报道说，意文学评论界“至今不肯发给她作家执照”。“9·11”事件后，法拉奇打破了一段时间的沉默，以带病之身在《晚邮报》和《华尔街日报》等媒体发表了《愤怒与自豪》等数篇文章，猛烈攻击穆斯林世界和伊斯兰文明，称伊斯兰文明是“一种野蛮落后的文化”，激怒了整个伊斯兰世界。

法拉奇带着人们对她不同的评价离开了这个世界。无论如何，她在当代新闻史上留下了自己鲜明的印记。她的去世在意大利各界引起了强烈反响。意大利共和国总统纳波里塔诺致信其家属，对意大利失去这位“享有世界声誉的记者和成就卓著的作家”表示哀悼。前总统钱皮称颂法拉奇的一生是“勇敢、战斗和榜样的一生”。

作为一名资产阶级新闻记者，法拉奇虽然宣称以严肃认真的态度对待历史，并以一个追求自由真理不畏强权的斗士形象呈现在世人面前，其作品也被西方誉为“二十世纪后期世界历史的见证。”然而阶级本能的偏见，使得她并不能在所有事情上做到客观公正。作为一名西方文化价值观的狂热拥护者，她往往以西方的价值观去评判自己的采访对象，使得她的采访记中多处充斥着傲慢与偏见。不看到这一点，我们就不能完整地认识法拉奇。

法拉奇对波兰工会主席莱赫·瓦文萨的采访中的表现，自己也感觉到不满意。她不得不承认：“这是我生平唯一一次不为之骄傲的采访。这就是原因。我生平第一次不够真诚。”说“第一次”可能言不由衷，但她确定“不够真诚”。在采访中，她本能地感到瓦文萨傲慢、无知且充满攻击性，也不能尊重她。然而在把录音带上的内容转写成文字稿时，却感到左右为难。　“我该不该写下真实的瓦文萨，说他是教堂的傀儡，为人傲慢，无知等等。如果这样的话，我就帮了俄国人和波兰共产党一个忙。因为他们想击垮他和联合罢工委员会。要么我应该像别人一样说瓦文萨是个好人，为波兰民主的诞生倾尽绵薄之力呢? 思考的结果，出于维护资产阶级民主的考虑，法拉奇摒弃了自己的真实观点，发表在杂志上的采访记里找不到丝毫贬低他的言论。 对波兰副总理拉科夫斯基的采访使她再次抛弃了她宣称的孜孜以求的公正等原则。拉科夫斯基给法拉奇的印象不错。“他看上去是个聪明人，是个开明的共产党人，是个像恩里科那样的民主的共产党人。”但是她对他的尊敬到采访记发表时就消失殆尽了，法拉奇写道：“我本可以对他更宽容些的，但政治考虑再次左右了我。他是共产党员拉科夫斯基。我不信任他。”

以西方为中心的价值观决定了法拉奇对第三世界，尤其是对阿拉伯世界的敌视与不公正。 1972年法拉奇在耶路撒冷对以色列总理果尔达·梅厄的采访持续了14个小时。对这位坚持与阿拉伯国家对抗，有“中东铁娘子”、内阁中唯一‘男人’之称的梅厄，法拉奇是打心眼里佩服。批评家们认为梅厄长得丑，常给她画讽刺画，但法拉奇却认为果尔达是个很美的老太太，而且是个百分之百的淑女。她甚至没有向梅厄问有关犹太复国主义的问题!

1982年，以色列的强权人物、当时的国防部部长阿里埃勒·沙龙被法拉奇激进、大胆的提问风格刺激得极度兴奋。采访后他对法拉奇说：“您不好对付，极难对付。但是我喜欢这次不平静的采访，因为您是一位勇敢、忠诚和能干的妇女。从来没有一个人像您这样带着这么多资料来采访我，没有一个人能像您这样只为一次采访而甘冒枪林弹雨。”

对于巴勒斯坦抵抗运动中最为著名的人物亚西尔·阿拉法特，西方媒体对他进行了大量的片面宣传，普遍对他印象不好。法拉奇作为一个西方人，以色列的同情者，西方价值观的代言人，自然对阿拉法特也没有什么好感。1972年，法拉奇终于见到了阿拉法特，在采访记的前言中，她满怀偏见地写道：“我早就料到，采访阿拉法特绝不会得到足以使人难忘的收获，更不可能获得有关他的情况。” 并断言道：“由此可以看到，一个相信战争的阿拉伯人和一个不再相信战争的欧洲人之间的交谈，是何等的艰难。当然，还因为这后者受到基督教的熏陶，厌恶仇恨，而前者则信守以眼还眼、以牙还牙的准则。实际上这是妄自尊大的集中表现。”

让我们来看看这个“受到基督教熏陶的、厌恶仇恨”的文明欧洲人法拉奇是怎样表现的吧。在前言中，法拉奇首先恶意地对阿拉法特的相貌进行贬损，她写道：“第一眼看上去，他并不像一个掌权者或是充满个人魅力的领导人…… “他身材矮小……连手和脚都很小：太小了。几乎难以支撑住他那粗壮的双腿和那由宽大的臀部、多脂肪的腹部组成的肥硕身躯，在这五短身材之上是一个戴着头巾的小脑袋。”

会面是从晚上10点钟开始的，当时在场的有一位身材高挑、风度潇洒的保镖，法拉奇借此大做文章，写道： “也许是因为阿拉法特无比自豪地把这个人带在身边，我更自然而然地想到这个美男子不仅仅是一名卫兵，拿我们的话说，是他的一位非常亲热的朋友。” 法拉奇对阿拉法特的外貌进行的贬损和对他的同性恋倾向的暗示，一方面表明法拉奇采访风格中好斗和缺乏职业道德的一面;另一方面也表明她对第三世界，尤其是对阿拉伯世界的骨子里的偏见。 1972年4月，她采访约旦前国王侯赛因·伊本·塔拉勒提的第一个问题是：“陛下，谁在约旦说话算数?在关卡，站着巴勒斯坦游击队;在边界上，巴勒斯坦游击队在进攻;在村庄里，巴勒斯坦游击队决定一切。” 这句话导致了侯赛因国王几个月以后对巴勒斯坦游击队的大屠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