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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明

严明,中国著名摄影家。70后,安徽定远人。大学学的是中文,曾做过十年摇滚乐手,做过十年记者。2010年辞去公职,成为自由摄影师,现居广州。2010年凭作品《我的码头》 获法国"才华摄影基金"中国区比赛纪实类冠军、大理国际影会获最佳新锐摄影师奖 ,2011年凭作品《大国志》获第三届侯登科纪实摄影奖 。入选《Vista看天下》(2011)年度图片大赏。2012年受邀担任Thinkplus2012"大声思考"大型演讲活动演讲者 、2012连州国际摄影年展策展人 ,2013年担任TOP20·2013中国当代摄影新锐展评委。作品由多家艺术机构及国内外收藏家收藏。
中文名称
严明
外文名称
YANMING
摄影
侯登科纪实摄影奖得主

目录

2010 获2010法国“才华摄影基金”中国区比赛纪实类冠军

2010 获大理国际影会最佳新锐摄影师奖

2011 获侯登科纪实摄影奖

2012 获《Vista看天下》图片大赏(2011)年度大奖

人物经历

2012 “Thinkplus2012 大声思考”活动演讲者

2012 连州国际摄影年展策展人

2013 与漫画家王卯卯进行跨界摄影绘画衍生品合作

2013 担任TOP20—2013中国当代摄影新锐展评委

2014 担任色影无忌2014年度十大新锐评选活动导师

2014 出版首部摄影随笔集《我爱这哭不出来的浪漫》

2015担任新浪图片“拍照吧少年”大学生摄影活动导师

出版图文随笔集《

大国志大国志
  影像随笔集

《我爱这哭不出来的浪漫》是素有 “诗人摄影师”之称的中国著名摄影家严明的首部影像随笔集,也是中国内地首部摄影师创作手札。

本书收录了严明自2008年以来的代表作品,包括“我的码头”系列、“大国志”系列等(包括部分从未发表过的部分新作)。全书分四章,以“抉择”“思量”“因果”“恩典”为题,有故事的影像与影像背后的故事互为注脚,延伸出摄影家通过摄影,对业余与职业、肉体与精神、局部与整体、现前与长远等主题的洞见,也是作者“预感到路走过一半”,对“沿途所受的周济和体恤”,以及“对被称为作品之外的那些万水千山”的一次整体思量。

正如作者所说,本书“是个机缘,如果可以,我愿意心怀惴惴地说出来。无意告诉别人我走过了多少路,倒是可以让人知晓我在每一个路口的徘徊,哪怕是让人看看这个不擅闪躲的人身上留下的所有车辙。” 

到目前为止我都没有见过严明兄本人,他的作品(是指那种悬于素墙之上的原作)我看过的应该也不超过十帧,但是,这丝毫都不妨碍我通过凝视他的作品而形成的对他笃定的认知——他是一位诚实的艺术家和知识分子,心怀悲悯,直面苍生,苦行僧般探寻并记录着这个时代的真实,念念在定。

——

北京(2014)8月3日电(唐云云) 著名摄影家严明推出首部影像随笔集《我爱这哭不出来的浪漫》。8月2日下午,在该书新书发布会上,著名导演贾樟柯、知名编剧史航也到现场助阵,与严明就影像的时间存在感、三峡题材、如何对待拍摄对象等展开对谈。 

素有“诗人摄影师”之称的严明,用充满诗性与人文关怀的影像和文字,在书中倾诉了自己对摄影的热爱,对生命的热情,展现出当下中国社会真实的荒诞与浪漫。严明表示,艺术在最痛的地方,最需要真实、真切。“我拿起相机时,想起了自己心中那个怀着纯真念头的少年,而我所做的一切,不过只是想去答应它、完成它。”

通过影像找到时间的存留感

从30岁出头拿起相机,如今是严明从事摄影的第12个年头。之前的严明当过贝司手,去过唱片公司、音乐杂志,也做过文字记者。当他的工作与摄影有了交集,便对器材着迷,并且在摄影作品找到了时间的存留感。他觉得可以用影像去见证事情,记录一段时间的心情、体验,也通过它们找到打量世界的借口和出口。严明表示,自己对于摄影是没有预设的,只带着阅历上路,寻找与内心呼应的人、事、物。“摄影其实就是一种瞬间决断,是一种视觉上的生理本能反映。有时候看到一个场景,感到头皮发麻可能就对了。我只去拍‘我爽我爱’的一切,不喜欢就会离开。”

作为电影人的贾樟柯对摄影也是情有独钟。“我是见什么就拍什么,目前正在准备个人的摄影展,在整理多年来拍到的大量图片,应该会推出诸如‘纹身人’这样的系列展。” 

对于三峡题材的共通关注

在艺术创作上,严明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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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凤凰文化讯(徐鹏远报道)2015年11月18日,摄影师严明携新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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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5年11月22日,“诗人摄影师”严明携新书《大国志》来到长沙,与著名主持人汪涵对谈。

对谈实录见理想国官方微信:严明 · 汪涵 : 要走的路 与来时的路有关 

严明:黑白寒暑之间,我真的动用了灵魂

(《

过去五六年里,每见严明,都是一副从南方来的装束:黑色T恤,中裤刚刚过膝盖,一双“洞洞鞋”踢踏出声,斜挎的运动包里常常塞着禄莱双反相机。这些年,包里又多了一把布鲁斯口琴。

他依恋北方。有一年离开北方时,他坐在山崖上,对着散落在黄土与枯木之间的村庄,吹奏了一曲《送别》。

连续五六年,他都像只迁徙的候鸟,一攒够胶卷和盘缠,就往北飞,落在那些无名的乡村荒野,在那里安静地等待倏忽而逝的意义——“那么多的精彩意义散落,等我去感知,我总要把我的心一次次运过去。”

拈花细嗅的大叔,下班的米妮,猪小姐在树上,夔门的猴子,便溺的马……在取景框里糅进荒诞、忧伤和严明特有的灰色幽默,这些魔幻现实主义的画面,拼合成他镜头里的马孔多,他将其命名为“大国志”。

日光灼烈的天气,是不适合拍照的。严明每次出门拍片见着晴好天,就狠狠甩一句:“白花花的!”若是有点雾,那才是最好的气氛。于是,整个夏天都成了他和儿子共同的暑假。

南方暑假的阳台上,有他种下的喇叭花和四季豆,那是他从冬天的北方采摘回来的,“这让我在整个春夏可以一直看到北方的样子,可以看到我不在的时候它们的季节。”

这一年,严明把自己和阳台上的植物关在一起,任朋友电话呼叫,都不理会。朋友开始担心他自闭。直到最近十万字书稿——《我爱这哭不出来的浪漫》面世,朋友才舒口气:“严明说:我们都是基因的俘虏、体制的败将,最终也都不是时间的对手。所以一切都只是时间问题啊!” 

码头

2010年初,严明辞去9年的报社工作时,妻子陈雪也辞去待遇优厚的工作。家中儿子刚入小学。严明对辞职的解释是:“破釜沉舟。”像萧瑟风沙中的侠客,头也不回地说:“我要去实现理想了。”

之前,他已经开始了为自己的拍摄。自2008年,他一次次往返于广州和三峡之间。每次拍摄归来,都被报社年轻摄影师团团围绕,他们钦慕他时常“开溜”去寻找“意义”拍摄。

夏天,眼中闪着光的年轻人,兴奋地跟随他把报社灰尘斗乱的暗房打扫干净,他们从此有了自己的“梦工厂”。在10平米的小黑屋里,聊着新闻之外的艺术创作,定影、显影,兴起时抄起吉他弹唱一曲。屋外,数码新科技大潮早已吞噬了手工机械。

严明也曾渴望一台数码相机。那时他是报社娱乐记者,那些印在纸上的八卦娱乐带来的成就感越来越淡。与摄影部同事接触,让他对相机有了兴趣。

他买了一台数码卡片相机,开始边拍边学,迅速发现相机满足了他对世界的好奇。每天坐公交车上下班变成了走路,“疯狂扫街”。迷恋布列松的“决定性瞬间”之外,他的照片有令人失笑的趣味。报社把他的“扫街”照片刊发出来,命名为“一个文字记者的街头观察”,他发现“照片竟然还可以分享和留存”。

“八卦之外原来还有数不清的卦象,我预感到这可能是我的一个出口,它好像就是我的那一卦。”他索性“弃笔从影”,转当摄影记者。

新闻带来了训练,很快也成为他的枷锁。2003年,他捏着一万多的工资单,走在天桥上时,也曾有过衣食无忧的优越感,但每当投身于无尽的活动、会议、图片故事……另一种束缚随之而来。挣扎的结果是,双腿情不自禁要迈向心驰神往的地方——自己的码头。

2009年夏天,第一场个人展“我的码头”开幕。即便在这种场合,严明依旧不善言辞,讨厌交际,只在无声时突然冒出一两句语不惊人死不休的幽默之语,引来一片哄笑,他却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除了报社旁边10块钱的鸡蛋炒刀削面,大多数觥筹场合他都拒绝。 

找自己

火车是他穿梭南北的主要交通工具。读初一时,严明脚踝患骨髓炎,随父亲到山西稷山县求医。父亲背着他日夜兼程,那对他和父亲来说都是第一次出远门。每到一地,父亲安顿好严明,就会焦虑地去问询车次、吃住。“看着他忙碌而紧张的样子,我第一次感觉到出门是一件很艰难的事。”

火车站转车留宿。因为没钱,父子俩要在站里过夜。父亲进出查看,再背起严明到母婴候车室,铺开小席,父子俩枕着行李睡一夜。早晨被耳边的脚步声踩醒,父亲恐慌地查看行李,收拾铺盖,背上他继续赶车。“我又一次感觉到出门的不易,这次分明是狼狈。”

时隔两代人,有一次儿子看到火车兴奋地在电话里喊:“爸爸爸爸,火车来了,正在开过来,还有50米……40米……” 严明意识到:“生存的全部秘密就在于无所畏惧。”

现在他每年出门四五次,每次在路上月余,以为自己已经练得“无所畏惧”,但面对家人,“我怎么又怕了。”

火车上的不高兴女孩》和《我的父亲和儿子》两张照片里都是严明怕与不怕的情绪。他没有在自己的照片里出现,但照片里却都是他自己。

与所有外在身份说再见,他把自己2010年前的简历清零。“我想看看自己什么都不是之后,究竟会是什么。”不出4年,严明就能通过镜头,发现人群中那个能被一眼认出来的自己。

这样的拍摄持续几年后,他渐渐发现,当初那个让他“说走就走”的理想,就是通过摄影找到自己,这个“自己”正通过照片与欣赏照片的人产生着强烈共鸣。

一位化工厂业务员收藏了严明的《赶猪人》。到处出差,陪人喝酒应酬是他的主要工作内容,他不喜欢这项工作,但却迫于生计。“那个在一片泥泞中赶猪的人就是我自己。”另一位被拍摄者,看到照片的最初总觉得那不是自己,有一天突然觉得那是住在她心里的另一个自己。 

十年

摄影这件事降临在严明身上,至少晚了10年。

10年前,严明还是南方摇滚圈长发飘飘的乐手。白天在音乐杂志写乐评,晚上跟着王磊在酒吧驻场演出,偶尔也站上舞台为还是新人的陈奕迅、卢巧音伴奏。

这都源于考上大学时,父亲送的一把木吉他。大学毕业后,他是安徽淮南一名乡村教师,那是当了一辈子教师的父亲的夙愿。但他却深爱音乐,苦练琴技。在没有互联网的90年代,辞去被认为可以安稳一生的教师工作,北上又南下,拜师学琴。在师傅家中打地铺,包揽所有家务活。

有一天,他发现苦学10年的音乐并没有眷顾他,那些谙熟互联网技术的年轻人三四年就走完了他10年的路,他决定挂靴。葫芦丝、口琴、架子鼓、贝斯……被他一股脑打包扔进了床底。他去报社赚钱养家了。

直到儿子严亨慢慢长大,从床底下把那些家什都翻出来玩耍,挡不住的好奇心和天赋让严明决定:不怕儿子结识音乐。

他一件件给严亨演示。严亨也耳濡目染了家中的自由氛围,问母亲:“要是有一天,我也不幸要每天上下班怎么办?”9岁的严亨认定自己是要搞艺术,而不是朝九晚五的。

严明每次外出拍摄,时间虽久,儿子也从不给他打电话,“不能打扰他的赶路和创作。”待到回家,严明给家中打电话,严亨总是顶着个毛茸茸的圆脑袋,蹦跳着下楼来迎他,严明知道该给儿子理发了。陈雪则笑意盈盈:“欢迎回家!”

10年前的严明没有这么柔软。还是娱乐记者时,严明受邀到深圳参加张楚的演唱会。现场,张楚被要求与酒吧老板合唱《朋友》。严明挤到台前,指着张楚喊:“你是张楚,你为什么要跟他唱?”

他当然有机会获得世俗的体面生活。好几个带“总”字的职位找到他,他都一一婉拒:“我还有自己的事要去实现。”他的理论是:“钱的话,大家都能听懂;灵魂的话,就不一定了。” 

内心的摸爬滚打

人物周刊:你的《大国志》会一直拍下去吗?会一直统摄你以后的拍摄生涯吗?从《我的码头》到《大国志》仅仅是将自己放置到一个大场景中去吗?

严明:在摄影这个行当中,宣布某个“专题”完结其实是件令人感到艰难和虚弱的事,“大功告成”不是那么容易说出口。我还有继续的欲望,希望能做到某个层面上的更加完备。从《我的码头》到《大国志》,是从最初的怀着攻城拔寨的雄心转战江湖,再到试图回归到内心,耐心体察我自己关心和关注的我们的历史文化及艺术的失落,这是一种渐变,是多方寻找和碰撞后的着落点。我一直认为我们生活的地方满地都是意义、遍地都有问题,有问题就有艺术。发现和完成艺术创作可能是随时随地的,不应该被地域框定。听从自己的内心,倒是必须的,我们的心应该是自由的,轻松、纯粹才容易去冲击极限。

人物周刊:在摄影之前,你做音乐练琴也有10年,但最后发现年轻人依靠互联网技术三四年就能达到你10年苦练的成果。如今,你坚持胶片、黑白、行走……也几乎是最原始的拍摄方式,会不会担心有一天新技术再次颠覆了你的这番执着?

严明:从表达的载体方面讲,确实有这个担心。就像音乐一样,它跟承载媒介、技术技巧都有直接关系,每一次新的制作和播放技术的出现不仅改变了大众的音乐生活,也严重冲击了生产制作行业的生态。摄影也一样,所以摄影师也需要在大时代中思考如何应变。我做这本书,其实也是开辟了另一种表达的方式。不过从创作的角度来讲,艺术家对世界的观察体会是不变的,不管什么样的载体出现,上面刻录的,还是我们对这个世界的爱与叹息。

人物周刊:你说“拍照就是在拍自己”,这些年,你对自己的了解是通过摄影一步步加深的,还是一开始就清楚自己要什么?

严明:是通过摄影对自己的了解一步步加深的。离开了传统体制,是我需要更多的时间和行动空间,其实也就投入到了另一个生态丛林,需要面对的问题都还在,大同小异。只不过这是一个“从众”到“从己”的过程,当我发现终于可以真实地“跟自己生活在一起”时,我认为这是我创作的必须,这是珍贵的,我应该用这种身心合作的方式抵达心中的彼岸。

人物周刊:你是如何找到最适合你自己的表达风格的?你曾经也用徕卡疯狂扫街,数码、彩色等一定都有过尝试,如何一步步发展到让人一看到你的作品就能认出你来的?

严明:先按自己的兴趣大量地拍,然后找到自己真正喜欢和擅长的。随之而来的会是“语言”与自己关注点的契合问题,这应该就是被称作风格的东西,它自然而然地给观众提供了一种辨识度。不过,这是观众说了算的问题。有人说:风格是一个艺术家的背影,他自己看不到。

人物周刊:“爱”与“谋生”常像爱情与婚姻一样难以共存长久,对于摄影,如果不做“体制内的熟练工”,会不会变成“体制外的生意场”,如何让对摄影的热爱和依靠它谋生两件事很好地共存下来?

严明:“活着”和“相爱”,本来不应该作为那么切近的两方面摆在一起,很多事都需要我们吃饱饭才能去做。我可能不是一个“活”得很好的人,但我试图想了吃饱饭应该做什么的问题。如何写好一个“爱”字,比“活着”和“生意”都要难和急迫。做得够好,才是让我感受到活得好的依据。

人物周刊:你的拍摄方式像不像修行悟道途中的苦行僧?有人说你是哲学摄影,你这么认为吗?

严明:不完全是,其实也没有那么苦,现有的各种条件可以被尽量好地服务于创作。我一向认为摄影不应该被简单看作是“在路上”,吃苦终归不是目的,苦行也不值得标榜的,内心的摸爬滚打才是真正的旅途。陀思妥耶夫斯基说:“我只担心一件事,就是怕我配不上我所受的苦难。”听随内心的冲动,让生命个体与艺术形式达到自由的统一才是重要的。我们没有必要自费为别人表演方向不明的奔跑,搞一场无意义的苦肉计。哲学摄影实在不敢当了,许多艺术门类里的确是有一种共通的“道”的,如果这种“道”能被人读出,能显露出一缕禅意,那的确是我心所愿。

人物周刊:可能是因为常年出门拍照,导致你身上有很强的漂泊感,这是你理想中的样子吗?你理想的生活和创作状态是什么样的?

严明:漂泊感的确是有的。摄影的人会在长年累月中形成一种摄影式的思维,去接受、应对和处理,力争做到最佳状态。一般不去预想“应该的样子”。好与不好,都是生活和摄影的赠与,都需一并体验。至于理想的状态,我想起了我经常在许愿时心里念出的话:我希望自己一直保持一颗敏感的心,希望它不会因为时间和处境的改变而变得枯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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