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安全观

冷战结束以后特别是近年来，新安全观一词频频出现，这是时代发展对国家安全的新要求新思考。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至今，虽然局部战争和武装冲突此起彼伏，但全球范围内没有出现过传统的世界大战。60年代末70年代初，“和平与发展”成为国际安全的主要议题。与此同时，以恐怖主义为代表的非传统安全威胁日益突出。新安全观就是在这种背景下提出的。

新安全观是相对传统安全观而言的。传统的安全观主要是讲军事安全。有学者提出，应对安全威胁是一个系统工程，单凭武力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新安全观主张的安全，是包括政治安全、经济安全、军事安全、文化安全、信息安全、生态安全等在内的综合安全。旧安全观以牺牲他国的安全利益来谋求自身的“绝对安全”，突出少数大国或大国集团的利益，把安全看成是一场“零和”游戏，你赢我输、你得我失。新安全观主张互相尊重对方的安全利益，在实现自身安全利益的同时，为对方安全创造条件，实现共同安全，追求“双赢”和“多赢”。旧安全观认为“非我族类，其心必异”，采取强化和扩大军事同盟的做法，排斥异己，到处树敌。而新安全观主张通过各种多边安全机制、多边安全论坛、双边安全磋商以及非官方安全对话等渠道，以对话增进互信，以协商化解矛盾，以合作谋求安全。旧安全观以牺牲自然环境为代价，而新安全观则主张实现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通过发展求安全。

在20世纪70年代末，一些西方国家的政治家和学者陆续阐述了他们的“新安全概念”。

1979年，勃兰特委员会发表了题为《争取世界的生存》的报告，对“安全新概念”进行了定义，认为“一定要对安全提出一种新的、更全面的理解”，使其不仅仅限于军事方面，也要解决威胁人们的非军事问题。

同一时期，来自帕尔梅安全与裁军委员会的报告提出了“共同安全”的概念，呼吁将“以军事为基础的安全观”转化为更广泛的，通过国际合作、非军事化、裁军等途径实现的“共同安全”。

1991年，全球治理委员会在其《天涯成邻》的报告中提出了“人民安全”和“全球安全”的概念，该报告对“安全的新概念”进行了更详尽的阐述。来自欧洲的新安全观很快被联合国接受，对后来联合国安全观的变化产生了重大影响。

1996年7月，江泽民同志在第三届东盟地区论坛会议上提出摒弃冷战思维，顺应时代潮流，共同培育和推广新的合作安全观。

2001年上海合作组织成立时，中国与各成员国共同倡导了“互信、互利、平等、协作”的新安全观。

2009年，胡锦涛同志在第64届联大的一般性辩论中发表题为《同舟共济 共创未来》的讲话，强调“我们应该坚持互信、互利、平等、协作的新安全观，既维护本国安全，又尊重别国安全关切，促进人类共同安全。”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提出总体国家安全观，基本内涵是以人民安全为宗旨，以政治安全为根本，以经济安全为基础，以军事、文化、社会安全为保障，以促进国际安全为依托，走出一条中国特色国家安全道路。

这是在新安全观基础上提出的大安全观，系统回答了安全四维关切。

其一，安全观念——树立总体安全观。总体安全的涵义包括：国家安全包括人民安全、政治安全、经济安全、军事安全、文化安全、社会安全等全方位内涵，兼顾传统安全与信息安全、生态安全、资源安全、核安全等非传统安全，既重视外部安全，又重视内部安全，对内求发展、求变革、求稳定、建设平安中国，对外求和平、求合作、求共赢、建设和谐世界，实现本国安全与他国安全的共同安全，甚至包括人与自然、国家与国际的总体安全。

其二，安全道路——中国特色的国家安全道路，不走西方安全扩张老路，不重复诸如“修昔底德陷阱”之类的历史安全悲剧，在安全领域实现道路自信与可持续发展。

其三，安全体制——国家安全委员会，建立集中统一、高效权威的国家安全体制，加强对国家安全工作的领导。

其四，安全目标——命运共同体，摈弃一国安全建立在他国不安全基础上的安全零和思维与对立式安全理念，树立“你安全所以我才安全”的人类新安全观，确立人类共同家园、休戚与共的安全新思维。

这就真正实现了安全领域的内外兼顾、领域统筹，更具时代性、包容性。

所谓时代性，是指安全主体从人民、国家到国际不断提升，安全客体从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拓展，甚至延伸到环境、网络、海洋、太空等全球公域。

所谓包容性，是指中国在国际上较早地认识到，中国的安全梦离不开世界的安全梦。这就超越了排斥第三方、甚至针对假想敌的美国双边联盟体系，超越了东亚地区“安全靠美国，经济靠中国”的亚洲悖论。